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9篇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 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
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试析毛泽东的过渡时期理论
[摘要]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其间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准备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应当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步骤、分阶段、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关键词]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毛泽东
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集中体现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其完整的表述是：“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其内容是正确的，人们从多角度对它进行了探讨。本文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提出过程，以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为依据，分析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理论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
广义的革命，是指事物根本性质的变革，事物的飞跃和质变，即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狭义的革命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革命阶段。政治革命就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的革命。社会革命是指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社会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的矛头不是对着垄断权的所有，而是对着所有权的垄断；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
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政权。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是指以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的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过程的两个革命阶段，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的目的。列宁说：“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由此可见，政治革命只是一次行动，是革命的第一步；社会革命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是革命的第二步，当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就结束了。但是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实现的，中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准备经济、政治、文化条件。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一)“先建设，后改造”的最初构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即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头脑是清醒的，思路是明确的。他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都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若干年”过渡时期的任务，即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到底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也许要十五年。”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我们的国家要稳步地前进，“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指出：“那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这样一般‘相当长久’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总之，1952年9月以前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构想是，先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过渡时期的时间大概是十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这种过渡方式，叫做“先建设，后改造”的思想。
(二)“建设与改造”并举的思想1952年9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时，他说，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并将它概括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的总路线。这种过渡的方式叫作“建设与改造”并举的战略。显然，1952年下半年之后，毛泽东的构想已不同于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设想了。“过去的设想大体是十年、十五年建设，条件成熟，然后一举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进入社会主义。”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曾主张建国以后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国家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颁布改变了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然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改变了先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改变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是利用、限制、发挥其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在条件成熟时再用和平的有代价的方法收为国有的设想；改变了先实现农业机械化，再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设想，认为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也能实现农业集体化；改变了在15年到20年后一举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
集体化的设想。“这种变化无疑既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特别是后来社会主义改造步骤超越总路线原定的计划而大大加速，更扩大了它的消极方面。”正如薄一波所说：结果是“‘一化’的任务没有完成，‘三改’的工作也做得很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后来在建设和工作中，多次发生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和其他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也不能不说与此是有关联的。”
三、对毛泽东过渡时期理论的分析
(一)关于过渡时期起点与终点问题马克思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是“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过渡，即过渡的起点是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终点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代表的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较为完善的民主制度、发达的文化，即过渡时期起点高。马克思是在分析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资本主义起点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而列宁提出了历史变序理论，也就是说，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改变通常的历史顺序，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痛苦的历史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必须在过渡时期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创造出资本主义的文明或高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应该说，1952年9月以前，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起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理论的；9月以后，他就改变了认识，把原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提法改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建立前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我国在1952年底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宣告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但其“全面恢复与发展”的参照系则是旧中国的最高年产量。而所谓旧中国的最高年产量，据有关资料证实，是指抗战前的1936年。那么，1936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其积累率仅为5％左右，相当于低收入国家平均积累率的1/3，几乎有2/3的产值来自于农业，来自工业的不足1/5。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现代工业占10％左右，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具有极大的可能性”的社会。因此，中国的过渡时期的起点不应定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的终点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列宁则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因而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社会，是没有国家和阶级的社会。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在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走“迂回”的道路。毛泽东的失误不是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的制定上，而
是发生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还不充分具备时就匆忙结束了过渡时期。因此，尽管1956年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1956年建成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二)关于过渡时期主要任务问题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过渡时期的任务是什么?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是因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创造巨大的生产力，这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如何获取社会主义的这个物质条件呢?那就是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需要完成一个发展和扩大生产力的艰巨任务。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的高度重视以及要求在过渡时期大力发展生产力构成了马克思过渡时期理论的一个内在的必要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的程度的时候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列宁也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他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的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在过渡时期内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任务，并把工业化和三大改造比喻为“主体和两翼”的关系。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里，总路线的实质及重点是三大改造。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这一转变的重点是调整生产关系，事实上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关于过渡时期长期性问题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起点低，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起点高，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过渡时期比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应该更长、更艰巨。马克思虽然预测到新社会诞生时将有一个“长久的阵痛”时期，但是新社会在当时毕竟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只有经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各样的尚不完善的具体尝试，这种抽象的东西才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列宁在实践中发现，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需要增加一个向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时期。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物质文化前提，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必须有一段创造必要的经济文化基础的过渡时期。列宁说：“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不言而喻，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实行过渡时期的这个国家，革命前的经济越落后，过渡的时期就越长、越困难。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能是直线的、直接的，而是曲折的、呈阶段性的。1918年春天，列宁指出：“我们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正是因为落后国家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起点低、基础差，所以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是多么艰难。”“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渡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概述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多长?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年12月印发的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经毛泽东审定修改)规定，从1953年算起，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在贯彻与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际工作中，却采取了向私有制全线进攻的突变。即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全面地否定和消灭私有制，进而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而且又一再“加速”、“加快”，大反右倾，大批“小脚女人”，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由15年缩短到不足4年就完成了。不到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错综复杂、社会辐射面极广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结果必然是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而且离工业化的实现还有很远的距离。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革命前的经济愈落后，所需要的特殊过渡时期就愈长。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认识不足的。
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的主要失误，是人为地缩短过渡时期，使中国在只具备政治条件而不具备其他条件，尤其是不具备发达的生产力条件的情况下，过早地在全国范围内“一刀切”式地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过快、过急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认识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巩固政权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应该坚定不移地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加强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步骤、分阶段、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篇二：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
如何理解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总路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一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和目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和手段。这两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尽快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摆脱贫困，消灭剥削制度的强烈愿望，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同时，这一总路线，也集中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探讨
篇三：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至最终实施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即改造与建设并举战略目标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赢共进方式上由迂回过渡向直接过渡的战略转变这一调整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及中国国情下的必然选择它的提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问题是对中国革命革命与改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揭示
如何理解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1952年，当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从而为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条件的时候，毛泽东基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开始酝酿和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要内容概括为“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可以比喻为鸟的“主体”和“两翼”。“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即“一体两翼”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过重要的作用。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过渡时期理论为指导，实现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马列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和苏联过渡时期的经验对中共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马列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为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提供了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成为中国过渡时期的现实榜样。比照马列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和苏联过渡时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对过渡时期的认识和实践已开始发生变异。中共在运用马列主义过渡时期理论指导本国社会主义事业时，在理解和把握过渡时期的内涵上，前后是不相同的。由此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发生了严重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过渡时期理论指导本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有许多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今天，当我们研究这一课题时，自然会联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科学定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貌似过渡时期，人们很容易把二者等同起来。其实，它并非过渡时期的复归，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伟大创新。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党在过渡时期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至最终实施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即改造与建设并举、战略目标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赢共进、方式上由迂回过
渡向直接过渡的战略转变,这一调整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及中国国情下的必然选择，它的提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问题，是对中国革命、革命与改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揭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拓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见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诸多值得反思和借鉴的经验。
篇四：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几点认识
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形成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949年3月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就已，明确规定。决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改造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问题。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向全国人民进行关于总路线的宣传，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准确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二、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候，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因为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它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也有非社会主义的成分。社会主义成分正在日益增长，非社会主义成分正在逐步被改造，它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即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三、为什么要有过渡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消灭阶级剥削，使全体劳动人民得到彻底解放和幸福，大家过自由和富裕的生活，这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胜利以后，都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其它经济成分，才能够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消灭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的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就具备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新中国成立，我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一）社会主义经济（国营工矿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不很大，但是很集中，并且掌握着重要经济命脉，所以处于领导地位，并在日益发展；（二）半社会主义经济，即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合作社经济；（三）小商品经济（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这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国家经济和私营经济互相联系或合作的经济；（五）资本主义经济（私营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五种经济成分最基本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三种基本经济形式的基础上存在三种基本阶级力量：工人阶级、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渡时期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四、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质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质，就是为了解决社会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在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上，改造我国的国民经济，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民所有制）；改造私营工商业，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民所有制）；改造农业和手工业，就是把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劳动人民私有制）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集体所有制）。最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就完全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能够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篇五：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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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
识历程
作者：董志来源：《西部学刊》2019年第07期
摘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围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讨论，认为存在国内国际两种基本矛盾。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对于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情况下，1953年6月党的政治局会议又修正了七届三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整个过渡时期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紧紧围绕着阶级关系展开，始终实事求是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制定路线、方针、政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社會主要矛盾;认识历程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015-03
过渡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积极地巩固政权，另一方面也要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做好准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两次明显的转变，每次转变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形成较大的影响。本文致力于梳理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历程，以期更好地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影响。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首次转变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也意味着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时存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基本解决了，即以无产阶级和它的同盟军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完成，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和重心也改变了，而任务的转变必然要围绕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来展开，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一贯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努力奋斗、敢于牺牲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分析国情，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务之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就围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讨论。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提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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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矛盾。”[1]这样的判断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判断完全不同，这个变化可以直观地表述为，将革命胜利前人民大众与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国内革命已经胜利在望了，反动派即将被打倒，而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任务以及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共产主义，因此革命胜利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并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是符合当时的革命发展需要的，实质上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七届二中全会针对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所做出的判断非常清晰，这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党内较早地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刘少奇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这是革命胜利以后，新社会的主要矛盾。[2]”对此，毛泽东也提出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我国的矛盾应该分为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两个部分，这个认识既考虑了国内的情况，又有考虑了国外的情况，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毛泽东的观点为全党所接受，同时也被七届二中全会所采纳。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下，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了一个明确的提法。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实践中遭受了挫折，事情并非如中国共产党预判的那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实际的国情和形势变化导致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过渡时期主要矛盾判断，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的形势需要。刘少奇同志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观察和认识一直是敏锐的。1949年7月，刘少奇在一份党内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这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的主要矛盾是不一致的。毛泽东在1950年4月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会议上也做出指示：“今天的斗争对象，依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资产阶级。”这样的指示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也表明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主要矛盾判断产生了变化，从他们重新确定斗争对象，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亦可以发现，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需要一个全新的判断了。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有国内国际两大背景。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压迫，同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场大规模战争的破坏，让原本就积贫积弱的中国雪上加霜。从军事上看，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地区和沿海岛屿兴风作浪。新解放的地区内社会治安不稳定，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恶霸相勾结，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经济上看，国民经济凋敝，社会生产恢复缓慢，交通阻塞，人民生活艰难，少数资本家在市场上投机倒把、哄抬物价，通货膨胀等现象严重，如上海先后掀起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由此国民党甚至乐观地认为，共产党可以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却打不赢经济这场仗。从国际环境上看，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就宣布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却对新中国不屑一顾，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新中国。
篇六：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
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经验教训和伟大意义
摘要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了政治前提。在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彻底完成、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式确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因此，“一化三改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首先从建国初期历史背景的角度分析了一化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并进一步以陕西省农业、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等为例，讨论一化三改的主要成就。最终总结得出一化三改造的伟大意义、经验教训。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必然性经验教训伟大意义
一．一化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背景）建国之后，新中国百废待兴，面临诸多困难和一系列待解决的问题。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这一时期提出过渡？为何选择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化？又为何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本文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出发，纵向上分析历史发展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促成作用，横向上分析社会主义改造的种种必要条件，尝试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1.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时期，中国的三种主
要政治力量――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主张将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然后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革命。
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等。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此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已经是一个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
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取得过渡性质的社会了。
1.2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在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彻底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前，先不急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至于中国到底什么时候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10~15年或20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化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社会主义过渡还没有到时候。不过，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年，即1949年至1952年期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认为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2)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3)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些任务的成就，都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共中央对于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1.3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过渡认识发生了变化：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年
到十五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在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主要有两点原因：
1)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变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成为必要。
2)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集中表现在公私比例的变化上。以工业为例，1949年到1952年，国营经济从33.9%上升到50%，私营经济从62.7%下降到42%。如周恩来所说，“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天加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已经开始。
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4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而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就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
那么，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从当时的世界历史来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主要有两条道路，各有国家作为范本。一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如美国、日本及许多欧洲国家；二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如苏联。然而中国近代历史一再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尽管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产生，
但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选择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极有可能使新中国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无法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同时，如果在经济上依赖外国，中国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丧失，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苏联也在此之前取得了巨大成功，证明了这种尝试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是最好的选择。1.5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为何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毕竟是一个大国，国营工业掌握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搞大型工业建设。2)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原有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虽然是中国工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它们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资金也不足，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有限。为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这些企业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才，因此必须对这些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3)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土改之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但个体农户耕地少，经营规模小，生产工具不足。由于当时中国农业离机械化还有一定距离时，将农民们组织起来搞农业生产合作化，就是短时间内花钱最少实现最大增长的一条道路。4)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封锁，只有苏联可以援助中国。这样的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二．一化三改造的成果与伟大意义2.1一化三改造的成果以陕西省农业、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等为例，讨论一化三改的主要成就。1）农业――以陕西省为例
陕西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陕西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历程。
1956-1957年，陕西农业合作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各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高级社迅速发展，在发展数量和吸收人员上出现“井喷”的现象。1957年1月,陕西各地完成农业高级社的转化,共建成高级社32505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27%。
陕西农业合作提高了农牧副业产量、产值1956年,陕西省农业总产值达到21.35亿元(以1952年不变价计算),其
中农作物种植业12.14亿元,林业0.17亿元,牧业2.55亿元,副业6.49亿元。比1949年农业总产值高出9.37亿元,其中农作物种植业高出4.79亿元,林
业高出0.14亿元,牧业高出0.99亿元,副业增长3.45亿元。”农业各项产值有了明显增长,仅副业就增长了一倍还多。
20世纪50年代的陕西农业合作运动,主体虽然局限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合作,但是,也对陕西农村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是改变了落后的农业生产;二是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三是转变了农民落后的思想观念;四是改变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五是形成了新的农村社会阶层构成;六是改变了陕西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薄弱局面。
2）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荣毅仁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变化的政治时局，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户们充
满疑虑，荣毅仁也是其中一员。在与中共的领导人接触过程中，荣毅仁感受到新政府的善意，也意识到公私合营将是大势所趋，于是，1954年9月，申新集团宣布进行公私合营，荣家积淀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荣毅仁作为上海工商业界公私合营的发起人，也被陈毅和周恩来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称号。后来，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的他，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当时的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他劝许多心痛自己家业的资本家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做，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荣毅仁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同时实现了对自己的改造，立志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2.2一化三改造的伟大意义1）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从1953年到1956年的4年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2）避免了社会动荡，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作为一场涉及到亿万人民最困难、最复杂的社会大变革，它不仅没有造成通常难以避免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大改造的顺利实现，保证了国家“一五”计划任务的超额完成。3）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模式。
三．一化三改造的经验教训3.1一化三改造的成功经验1）坚持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并确定以重工业为重点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思路。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社会主义改造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力求使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是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2）采取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形式上采取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的逐步
过渡。这种渐进的方式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自己的觉悟，逐步地改
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切身体会到组织的好处，避免出现一些农民破坏生产资料的情况。
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组织形式上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方法上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在步骤上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过渡，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避免了在改造期间可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和经济破坏。
总的来说，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以一种缓和的态度，尽可能避免了改造过程中可能的冲突，使得这场社会变革不仅没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3）用和平方式进行改造
无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都具有私有制的性质。对其进行改造，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在这一革命过程中坚持用和平的方法，不仅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而且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3.2一化三改造的失误与教训1）在生产关系变革上盲目求纯
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这一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以后，由于理论上片面地、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理论，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提出要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要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等，忽视以至否认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保存和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和促进作用，基本上建立起了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践证明，这种“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最终也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难以体现出来。
2）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缺乏深入研
究。依靠单一公有制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实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然而，史实证明苏联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是存在重大问题的。受其影响，长期以来我们也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标志就是由国家下达指令计划。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建立起了无所不包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以致取消了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
3）在社会发展模式上照搬苏联经验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路线方针很大程度上以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为蓝本。长期以来，我们不但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上学习苏联，以致形成了某些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而且连实现过渡所需要的大概时
间也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经验规定的。另外，在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同样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盲目追求集中和统一经营，忽视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难以发挥社员个人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致使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问题十分突出，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参考文献荣毅仁陕西省（西安市）社会主义改造
篇七：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
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变化及毛刘分歧的原因分析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要经历的特殊阶段。一、新中国成立后，是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的实践阶段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任务。为了顺利实现这种转变，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的问题，系统实践革命转变，并号召全党都成为革命转变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存在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期是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是中国逐步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我国的过渡时期，其实就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这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正确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过渡时期”的概念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最先提出来的。他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过渡时期”的概念并对其做了界定，指出“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列宁则更为明确地说：“人类从资本主义社会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但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没有进行“过渡时期”的实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于1921年3月开始领导实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要在若干内长期实行的政策，是我们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途径和办法。”但就在他1924年1月去逝后不久，新经济政策就废止了，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半途而废，只是昙花一现。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转变的过程中，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之一就是将“过渡时期”由理论变成了实践。但是，党应该采取一条什么样的总路线才能顺利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呢?在当时只有三条路径供选择：一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迅速消灭私有制，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经济，“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让新民主主义经济充分发展并为社会主义创造大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之后，从容地走进社会主义；三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即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根据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选择和确立了第三条路径，其中充满了艰辛和探索。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听取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若干问题的汇报时，吸收和总结了不少正确意见。8月，他在给周恩来一个重要批示上明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毛泽东在这里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党在过渡时期有自己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第二，过渡时期的时间在中国要有十年到十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第三，要进行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底，依据毛泽东的倡导，党中央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两个革命阶段的转换，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它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将来一举转变论”，形成了“从现在起逐步过渡论”。这一构想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摆脱贫困，消灭剥削制度的愿望，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从此，新民主主义作为两个革命阶段的中介，让位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转变理论开始了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紧密相连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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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虽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也因受到俄国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采取“赎买”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诚然，民族工商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同人民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发动猖狂进攻，但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这些人的进攻，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没有出路。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采取的是“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相当高的“定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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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总路线是革命转变理论的具体实现形式》（当代中国研究所）等。
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1955年秋冬，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从个别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采用的“赎买”政策，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
任何一个运动或事件的发生都有其依据，赶超战略的选择，是当时社会多种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一，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的强烈驱使。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救国方案。“为解决器物不如人的问题，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解决制度不如人的问题，搞维新变法，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搞革命起义，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为解决观念不如人的问题，搞再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尽管这些方案由于种种原因历经挫折甚至失败，但其展现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鞭策着他们继续前进。作为从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熟悉中国历史文化和发展进程的毛泽东等人，是不能不受此感染和启发的。
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在政治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获得自由和解放。但在经济上，“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不要说与同时期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和苏联无法相比，就是与国情相近的印度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1954年6月，毛泽东曾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这无疑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产生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的强烈驱使，使得毛泽东希望加快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步伐，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幸福生活。
第二，社会主义阵营赶超浪潮的示范效应。
任何一个后发展国家都有摆脱本国的落后社会经济状况，提高社会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且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他们必须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列宁曾指出：“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要么灭亡，要么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斯大林更是把“在技术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发展目标定位于关系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历史任务。他说：“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时间消灭他的落后状况，并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特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选择了赶超的社会发展战略。二战前夕，苏联成为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占第一位、在世界居第二位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震撼世界的“工业化奇迹”，大大改变了苏联的社会面貌，也为苏联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二战结束后，一批新解放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蓬勃向上的新局面。苏联继续在经济上快速推进，并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加快自身发展，出现了一番你追我赶的壮观景象。社会主义阵营中这种赶超浪潮，当然会影响毛泽东等对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的选择。
第三，“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并认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使毛泽东很兴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也比预料中顺利许多；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鉴于此，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发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提前结束，“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加快，“本来的安排是用18年的时间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
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起步阶段“一穷二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又将“一穷二白”看作迅速赶超先进国家的有利条件。他说：“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在此基础上，他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我们党同这6亿人口结成了血肉联系，依靠这个伟大的力量，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的”，同
时，“我们有一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就完全能够保证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裕、强大的国家”。（《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应该说，赶超战略的提出势在必然。
第四，从“走苏联的路”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要进行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极为艰辛，经验也不够。毛泽东指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3页。），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1954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针对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发现中国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所表现出的失望，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又重申，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4页。）。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总体上采纳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尽管如此，对照搬苏联的经验，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使人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非完美无缺。这时，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路的建设思路。据吴冷西回忆，1956年4月4日，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
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可见，作为一位伟大的探索者，毛泽东力求超越苏联经验，寻找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想更加明确了。
篇八：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
1953年三四月间党中央为了确切掌握新形势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变化情况以便有的放矢确定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形式组成了包括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参加的调查组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率领到上海武汉南京无锡常州济南等工业发展比较好的城市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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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几点认识
作者：褚健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1年第01期
【摘要】本文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考察，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过程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充分认识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所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究，力图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出一个客观严谨的评价！
【关键词】过渡时期总路线；国际形势；国内形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后的1953年提出来的，它标志着我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始，是当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的指导方针。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的历史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形势严峻，一系列严重的困难摆在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基层的各级地方政权尚未健全，人民政权有待于进一步的稳定和巩固；社会治安和经济文化建设处于危难状态；经济上遗留下来的是一个近乎千疮百孔、混乱不堪的烂摊子。国际上反共势力也甚嚣尘上。能否改变上述面貌，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将中国人民指引向一个新的征程，成为时代赋予我党的重负。
面对建国初期的复杂形势及巨大困难，我党领导人没有退缩、气馁，而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各条战线上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经过三年的奋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1952年底，扭转了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困难局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重任，在中国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至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国际形势也出现了良好势头，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一切，为我们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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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步骤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时机。具体表现在：政治上，通过土地改革、镇压“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各社会政治斗争，以工人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社会基本上趋于稳定。这就为我国有计划的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经济上，确定以恢复工作作为一切任务的中心。为此，中央先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的经济政策及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恢复经济的策略路线，对建国初的经济秩序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调整。经过三年多的治理整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从此“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破坏国民经济为目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与恢复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上了。”[1]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使得我们原来打算用“三年五年恢复”经济的设想超强完成。这充分说明，“我们已经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2]因而提早实现工业化，构建社会主义改造宏伟蓝图的战略任务被提上日程来。1953年，中共中央及时做出了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定，该计划以实现工业化为主体。它使近百年来无数爱国志士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状况而不懈追求、奋斗的强国之道得以实现。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在自己亲手缔造的国家里，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进了。也就在此时，“毛主席已在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3]
军事上，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安全，保卫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1952年，国内国际的环境发展是好的，从而为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因而不失时机地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把我国建国初期的过渡经济引向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轨道上来，成为时代赋予我党的历史使命。所以，“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4]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与制定
早在1949年2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将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是中国稳步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毛泽东当时还没有能够明确地提出过渡时期这一概念，但它所论述的内容，已经包含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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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底，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巨大胜利，从而为有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样，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总路线、总任务问题便迫切的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事实上，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重申和阐发这一思想。1953年2月1日，毛泽东对一份文件上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的改组”的提法表示不同意，当时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才刚刚开始，毛泽东一再强调要稳步进行，一切做到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1953年三四月间，党中央为了确切掌握新形势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变化情况，以便有的放矢确定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形式，组成了包括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参加的调查组，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率领，到上海、武汉、南京、无锡、常州、济南等工业发展比较好的城市进行调查研究。五月份，李维汉向中央提交了他们的调研成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之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总结了建国三年来对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的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公私合营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最恰当方式。1953年6月15日在讨论李维汉的调查报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至此，经过党中央、毛泽东的审慎思考和广泛的调查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正式确立了。
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
如何评价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研究这一课题，不但要对总路线提出的时机、内容规定、目标追求等做出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评述；而且要对它同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关系，同后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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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造高潮中的一些失误的关系，同后来中国社会发展长期迟缓的关系，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以及对毛泽东提出的这条总路线的历史大背景和直接动因，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的看来，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足。
（一）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肯定
首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客观发展趋势。
1953年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但实际上，建国初的几年，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概括起来说，就是在“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就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中国的各项基本制度和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发展趋势。到1952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在全国确立起来了。这时，我国不但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已经有40％左右的农民在土改以后加入了互助合作组织，有一半以上的私营工商业被纳入到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成为对个体农业、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和最初步骤，而这些变化又曾以生产力的提高显示出它的优越性。过渡时期总路线对三大改造的规定，可以说就是对这些变革的承认、延伸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客观必然性的一个基本方面。
其次，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党的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新发展。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将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从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党中央开始系统地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所谓“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提高经济水平，实现工业化；二是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使之占绝对优势。党在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两个转变的目标：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前者标志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后者标志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前者是后者的前提。
过渡时期总路线所体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取消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尚不采取重大社会主义步骤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把原来设想的长期准备与采取重大步骤两个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过渡时期，亦即把先建设后改造的步骤变为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把“很远的将来”要采取的步骤明确的提到目前逐步实行。应该说，这是立国思想、战略部署上的重大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在总体目标、总的发展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发生的，主要是一种部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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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先建设后改造与建设和改造同时并举两种思路，都可以达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而就如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和步骤来说，总路线要比过去的设想更加明确和系统。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发展。
最后，公开提出总路线，从而明确了奋斗目标，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
总路线的制定是全国各界人士的思想都统一到总路线上来了。思想的统一，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改造与建设并举方针的指导下，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经济建设上的一五计划得到超额完成。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提出的和平赎买的方式即用给定息的方式改造资产阶级、把改造阶级与改造个人相结合的思想；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坚持把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作检查工作成绩好坏的原则；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坚持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三个阶段；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坚持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的逐步过渡思想，等等，都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过渡的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模式只有苏联一种：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但是还不懂得，社会主义并不要求单一的公有制，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单一公有制不利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虽然字面上把工业化放在首位，并有“主体”（工业化）和“两翼”（三大改造）之说，但实际上把重点放在所有制的改造上面。周恩来在解释什么叫做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完成这个任务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5]如此突出所有制的改造任务，就必然会使“两翼”超前“主体”，生产关系的改变超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允许的程度。片面重视社会主义改造，放松了工业化的建设；在重视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又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等问题。
三是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把过渡的时间估计过短。在工业化问题上，当时只认为它是一个“工业比重超过农业”的问题，还缺少工业现代化的概念。
四是从表述来看，当时规定的总路线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即“一化三改”。但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时间下限为三改的完成。1956年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结束，但没有同时宣布过渡时期的结束。相反却指出，过渡时期的结束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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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这显然考虑到工业化还未完成。但按照总路线的时间界定，八大有充分依据并且应该宣布过渡时期的结束。
我们应该把后来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出现的失误与总路线本身既联系又区别开来。这首先涉及到对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评价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6]有哪些缺点和偏差呢？一是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二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这样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但过急、过粗、过快、简单划一的问题，不仅在农业、手工业、个体工商业改造中存在，在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也存在。后来的偏差和缺点，既有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密切联系的一方面，又有违背总路线要求的一方面。改造形式的简单划一，无疑同过渡时期总路线追求所有制的单一性密切相关；但是，过急、过粗、过快与总路线关于十五年的时间规定和“逐步实现”的原则相违背。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版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3]．周恩来选集1版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4]．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5]．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6]．朱柏青：《再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武当学刊（综合版）1996年第四期
[7]．孙友葵王玉贵：《也谈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二期
[8]．孙立峰：《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背景的历史考察》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二期
[9]．方敏：《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原来的构想》创造1996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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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2]胡绳：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回顾》上卷第216页[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51页[5]《周恩来选集》1版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版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篇九：为什么党对于过渡时期的认识会发生变化
作者：董志[1]
作者机构：[1]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出版物刊名：西部学刊
页码：15-18页
年卷期：2019年第7期
主题词：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历程
摘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围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讨论,认为存在国内国际两种基本矛盾。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对于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情况下,1953年6月党的政治局会议又修正了七届三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整个过渡时期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紧紧围绕着阶级关系展开,始终实事求是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制定路线、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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