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14篇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八十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原因之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对外政策经历了四次重大的转变,５０年代实行“一边到”的联苏抗美,60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1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八十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原因之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对外政策经历了四次重大的转变,５０年代实行“一边到”的联苏抗美,60年代推行“两条线”的战略,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立；70年代中国实行“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战略,而到了80年代初期,在苏联并未采取实际措施消除对中国战略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却开始与苏联改善关系,同时有意拉开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关系,这种重大的对外政策调整，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实行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长期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通过结盟、建立军事战略关系等手段来制约可能入侵的敌人的外交指导思想为什么会改变呢？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和归纳,并予以简评.
在对8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原因分析时,学者一般都是从国内国外因素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国内因素
（1）调整是因为“一条线“战略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局势和中国的利益，“一条线”战略具有明显的缺陷。[1]因为世界上决大数国家都是反对霸权主义的缺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过去由于以战略关系划线,曾使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长期处于僵化状态,而且还容易被霸权主义所利用,使其通过打中国牌来增加与对方抗衡的筹码.在变化了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坚持一条线战略,将不利于中国在外交活动中贯彻独立自主的原则,并失去一些必要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损伤中国的外交形象,甚至使国家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
（2）新时期中国发展经济,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通过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战略。[2]与各国良好的外交关系可以为中国国内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这样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3）80年代初期中国对外政策进行的调整是“主观认识提高和可贵按环境形式的逻辑结果”[3]，主观认识提高的最主要的内容,是对结盟这种外交形式的认识有了深化.认为结盟并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对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两个超级大国要发动世界大战都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另外一个认识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问题时，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而更多从国家利益老决定最佳的决策。
（二）国际因素
（1）进入8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实力摆脱越战后有所恢复和增强，里根上台后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对苏政策，而苏联陷于阿富汗战争，四处伸手，开始失去战略优势，由此形成了美苏对峙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中国作为世界战略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同哪一方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4]，从而为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创造了条件。而基于这样的认识，适时转变以往僵硬的外交政策，可以提高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2）苏联对华立场转变对8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调整产生了影响。当时苏联也受各种问题的困扰，也需要改善对华关系，缓解压力。对于中国如果苏联没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向，继续为敌，那中国即使想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
同时在思考这次政策调整有两个问题值的思考,也是确立新政策即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一是,在重新确立对外政策的时候为什么又对美政策调整,拉开距离,不搞战略关
系呢？要知道当时离中美建交不久,而且中美之间还有中国特别关注的台湾问题没有解决.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美国的帮助.二是,在对苏政策的调整不回到”大家庭”,拒绝再次结盟？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寻求与美国建立“共同反霸”的战略关系时是诚恳的，然而美国并有以同样的真诚来处理美中关系”[5]，使得中国感觉成了美国对抗苏联的的“砝码”，80年代初中美在台湾问题等问题上也产生了许多摩檫，也使中美关系受到影响。而对于第二个问题，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互为敌人，真正从中得利的是美国，而改善关系对中苏都有战略上的好处。改善中苏关系后，尽管苏联希望中国回到社会主义的“大家庭”。然而中国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后，对在不同国际环境中结盟与建立战略关系这种外交斗争形式的利弊有了清醒的认识，于是拒绝再次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通过对国内外因素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这次调整中，国内因素是决定了调整，而国际因素为这次政策的调整创造了良好的机遇。这次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在改善了对苏关系的同时也与美国保持了正常的关系，从而成功地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由此扩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增强了自身的外交地位，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此后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篇二：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新中国外交政策の演变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外交政策：总体始终坚持独立自主の和平外交政策，每个阶段有所调整。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面临环境:美国の孤立敌视政策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の承认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の关系）该阶段成果：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の特权，巩固了新生の政权;2、与几乎所有の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の影响）与一些民族主义和北欧
の国家建交；3、赢得了朝鲜战争の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の地位和作用；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社会の认可和赞誉.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面临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出现分歧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外交目の：推进世界革命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の政策,提出依靠广大の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重点是发展与
广大の亚非拉国家の关系该阶段成果；1、与包括法国在内の20多个国家建交2、由于中国の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の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の陆上边界问题和
华侨の双重国籍问题。
3、中法（1964年建交）建交使该时期の重要成果.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该时期外交特点:
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の力量对世界の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の意识形态色彩（而不
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の依据)
2、该时期の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の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是不断前进の.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面临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外交目标：缓解苏联の威胁，改善所处の国际环境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の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の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の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の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の力量共同反对苏联の霸权主义.该阶段成果：1、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の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の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第四阶段：80年代——90年代面临环境：国家局势缓和，中国开始启动改革开放;外交目标：为国内の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の国际环境；外交政策：1、继续坚持独立自主の原则，同时又赋予了新の内涵;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の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3、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の多边外交政策；3、确立了对外开放为长期の基本国策；
4、以“一国两制”来促进国家统一；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面临环境：国际多极化、民主化趋势加强外交目标：中国获得国际社会の认可，积极谋求建立新型の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提出“和谐世界”の理念.
综述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の形势和国家利益の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の大局,故国家利益
の需要是其唯一の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の为依据。
篇三：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在不同时期其内容和侧重点有所变化：重点有所变化：年代初，一边倒一边倒”。在当时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的国际环境下，①50年代初，“一边倒。在当时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中，这是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中，这是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选择。年代中期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逐步实行“一正确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逐步实行一大片”政策，大片政策，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政策年代，两个拳头出击两个拳头出击”。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继续对抗，②60年代，“两个拳头出击。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继续对抗，为捍卫国家利益、世界和平，中国实行两个拳头出击的方针，两个拳头出击”的方针为捍卫国家利益、世界和平，中国实行“两个拳头出击的方针，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年代，一条线一大片”。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一条线，③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苏联严重威胁中国安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构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得到恢复。三个世界”的构想安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构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得到恢复。我国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既重视发展与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既重视发展与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又注重发展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发展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年代后“无敌国外交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无敌国外交”。④80年代后无敌国外交。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中国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题，中国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建设和平的周边环境，和强权政治，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建设和平的周边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
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特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点线面相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沿海经济特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沿海经济特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格局。有利于我国引进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和利用外国市场，格局。有利于我国引进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和利用外国市场，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2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我国的外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是我国的外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篇四：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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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八十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国内因素
作者：刘雅文来源：《现代交际》2010年第06期
[摘要]本文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容和特点的总结,试图从影响本次外交转型的国内因素角度出发对这次重大的外交转型进行分析。[关键词]外交转型中国外交80年代国内因素[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6-0111-02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此次外交战略的调整与以往国家外交战略的调整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此次调整具有全面性、根本性的特点,可以用“外交转型”一词来形容此次调整;二是此次调整国内因素发挥的作用特别大,并且实现了国家对外战略和对内政策的统一。一、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外交转型根据学者对于外交调整的相关定义,外交转型是指国家对外关系模式发生的变化,具体体现为国家在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关系上同时发生的全面性、根本性的调整。依据上述界定,80年代初中国外交的调整可以被判定为是一次外交转型。这是由80年代初中国外交调整的内容和特点所决定的。从整体上看,经过此次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从自力更生型转向不结盟多元化型。从建国初至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关系可以基本被判定为从自力更生型:建国30年左右以来,中国与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对外交往的程度并不高,仍然处于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沉浸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封闭经济中,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80年代后至今,中国对外关系则进入了不结盟多元化型的阶段:中国不仅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还在政治上明确的表示了不结盟的政治立场,经济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对外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这是中国处理世界事务的整个方向的调整,是全面性、根本性的。具体来看,此次中国外交的调整是在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关系的全方位变化:1.外交理论。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理论从偏重理想主义的政治思想转向偏向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制定的出发点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推进世界革命为任务,反对现存国际体系;80年代初则转向以国家利益为重,认识到首先要发展自己,只有在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后,才能影响世界,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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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交政策。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政策较建国初期至70年代末有以下调整:在外交的目标和任务上,从不相信世界能保持持久和平,着眼延迟战争爆发,转向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在外交的途径上,从结盟外交转向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由对外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对外开放。3.外交关系。80年代初中国的对外关系较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有以下变化:民间关系迅猛发展,具体体现在对外开放政策实施,经济交往加强,文化交流日盛;多边关系得到加强,中国所加入的国际组织,参与的国际事务较之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提升;冲突,特别是武力冲突减少,交流合作成为中国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方式。二、影响8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的国内因素列宁在1916年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形势的变化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转型。此次中国的外交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巨大转变的基础上的。根据上述对于8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容和特点的总结,结合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内形势的变化,可以找出对其造成影响的国内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代替更迭越是威权主义的国家,其对外政策的制定所涉及的政府部门就越少,甚至有时集中在总统或者其他什么名称的领导人个人的手中。8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虽然逐渐克服了对于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但是民主、法治进程仍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国家仍处于威权体制的领导之下。在这种政治状况下,个人或由小部分人组成的领导集体的政治思想,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制定上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1978年后,中国的政治从毛泽东时代进入了邓小平时代,这对于中国外交,特别是在外交理论上的影响巨大,因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统一的基础上又有着巨大的差别:即在共同的现实主义基础上,毛泽东在实践中偏向于理想主义,导致中国外交时不时的表现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而邓小平则是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如在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毛泽东在有些时期,有些事情上特别看重意识形态,看重外交原则和道德原则。而邓小平则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搞国家间的意识形态争论,把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制度的敌对、对立、分歧与现实的国家间关系分开来,一切外交的活动都围绕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目标服务。(二)政党国家关系的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进行了调整:从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过渡到内生型政党-国家关系,使得执政党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战略上都对个人利益或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进行了必要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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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政党产生的方式与现代国家建立的方式对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可以把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归纳为三类:第一,内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在这类模式中,政党产生于议会内部的利益分化和政治斗争,是在现代国家基本形成之后产生的,并在议会这一现代宪政体制的核心框架之内以选举为中心开展活动;第二,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在这类模式中,国家由政党建立,政党是旧的国家政权的破坏者和建设者,因此,以党代政是其典型特征;第三,共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在这类模式中,国家的产生并非政党单独取得胜利、获得成功的结果,而是与各方力量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的结果。然而,在世界各国的政党政治中,除了上述三类政党国家关系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个人独裁型政党——国家关系,在这类关系模式中,虽然政党和国家都存在,但都不能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能,只有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党国大事全部由最高领袖最终决断,这多出现在实行一党制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为了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和完成各项艰巨的革命与建设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继续沿用战争年代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建立国家机构,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而在文革期间,由于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疯狂升级,党政关系演化为个人独裁型政党——国家关系。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强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且逐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使党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实行依法治国,开始逐步向内生型政党—国家关系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的前提下,对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进行了必要的区分。在国家对外战略上,将党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分开处理,具体体现在不再不顾国内的经济状态向国外由民族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提供援助以及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问题的立场上。(三)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应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由于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而国家工作的重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同时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新政策,这就要求中国的外交应为中国的对外开放营造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一个开放的世界。这使得中国外交的目标和任务从推进世界革命,反对现存国际体系转变为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发展多边关系,同时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四)国内政治文化的转变国家的主流政治文化从理想主义转变为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不再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恢复了中共八大对于国内矛盾的看法,即对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进行区分;同时国内开
篇五：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3、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战争与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而将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转向打战上，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准备，全国都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不仅使经济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影响了外交工作。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定为外交工作基本方针，“过火”的行动带来了外交工作严重的损失，孤立了自己，影响了国家关系。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外交政策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理论表述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实行了“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及一切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霸，而其中对美国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与打击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与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使中国愎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于1952年在他的论文“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首次提出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概念写入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但在这里所指的第三世界与索维和国际社会所指的基本内涵相同。而第一，第二世界与前却本质上不同，这个变化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概括，也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据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友关系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专门就第三世界概念的含义和特征作了阐述。此后，第三世界概念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文件及媒体宣传中普遍采
用。5、80年代以来全方位、不结盟和伙伴战略外交政策及和谐世界战略概念提出。、年代以来全方位、不结盟和伙伴战略外交政策及和谐世界战略概念提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总路线的实施和发展，中国外交政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突破，提出和不断完善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外交战略及政策。在外交理念、战略、政策、措施等各个层面都进入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新的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工作开创了生动的充满凝聚力，影响力的新局面，其主要表现和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变“一条线”战略，确定不结盟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外交方针，不仅粉碎了国际反华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而且全面改善和发展了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如中美、中俄、中法、中德、中澳等）第二、提出和运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并确保了香港和澳门的稳定和持续的繁荣与发展。第三、提出“平等、合作、双赢”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等外交原则，相继妥善解决了与一些邻国的边境划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并广泛拓展了国际外交空间，进一步加强了与第三世界的互信合作关系。（如中越、中俄、中印边界问题，加强与东亚、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及南太平洋国家的经贸及政治与军事合作关系）第四、根据“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新外交策略方针，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的双边与多边外交活动，参与联合国决策及国际组织规则的制定和多边国际合作行动，努力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积极贡献，已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声望。（如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伊朗核问题上与俄罗斯协作等，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新安全理念和和谐世界理念等）根据80年代以来变化无常、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党中央提出和贯彻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方针，使我国在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机遇与挑战交织，情况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胸有成竹、从容应对，把握方向，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并根据我国的国力和国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为地区和国际间多边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体现“有所作为”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如与中俄共同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总部设在上海，中国任秘书长，它是以安全合作为主轴，以“睦邻互信、团结协作、共同发展”为原则，从最初的由单纯讨论边境等领域信任和裁减边境军事力量问题扩大为在地区进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全面合作的区域性组织，由中俄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五国发展到六国，并吸收了蒙古、伊朗和印度为观察员国。上海合作机制不仅摸索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道路，而且探索出以互相信任、裁军与安全合作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由中俄两国创始的以结伴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日益体现了务实性、服务性、创造性等鲜明的时代精神，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增强实力作出了卓越贡献。a)拓宽外交渠道，加强高层交往和协调，重视和民间交往，把官方政府间外交与民间外交相结合，相互促进与相互补充，扎牢外交工作的群众基础。2000年底，我国已与12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政党建立和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党际交流关系，1995年到2000年10月中就有40个亚非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仅2005年一年内，胡锦涛出访7次，访问16个国家，温家宝总理出访4次，访问11个国家。此外，贾庆林，曾庆红及其它中央领导人也出访共数十个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近几年每年都要访华。b)广泛实施伙伴战略，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同世界各国的经贸、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扩大和深化。（中国东南亚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条约，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法文化年，中俄友好年、中印文化年，中国已为澳大利亚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等。）
二、中国的和平发展（或崛起）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或崛起）
1、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和平崛起”“进入21世纪后，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的成功经验，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特点，面对多数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未来走向的疑虑，郑必坚教授（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首先提出“和平崛起”的理念，并被中央接受。2005年中国发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进一步将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和平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是中国国家政治体制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和面对国际形势发展现状的必然战略选择。
儒家文化的“和谐”“和为贵”的价值观是“和平崛起”理论提出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的“德治”“仁政”“大同世界”等政治理念使“和平崛起”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心态和政治传统，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是“攻心为上”和“以德服人”而非暴力压服。第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外交价值基础，以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外交战略理念与实践的出发点，必然要摒弃历史上的强权、霸权的崛起传统模式，反对恃强凌弱，武力扩张等破坏和平，伤害人民利益的战略目标。从建国时起，中国就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基本外交方针，后来又反复向世界承诺中国永远不称霸。“和平崛起”战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内容。第三，“和平崛起”战略理论的提出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解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的疑虑的必需举措。2、中国和平崛起的模式选择、由于时代和国情的原因，中国必然要跳出历史巢臼，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避免传统模式弊病的“崛起”（或发展）模式。纵观以往发达国家崛起的传统模式，不论欧美和日本，虽然国情与历史条件不同，却都有几个共同特征，一是通过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增长；二是以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增长；三是以政治强权，军事扩张和经济掠夺为实现“崛起”的战略手段。中国的崛起在政治外交手段和经济发展模式上都不能再重复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道路。当今时代是和平发展的时代，人民反对霸权和以武力相威胁。中国人口众多，自然条件不好，不具备欧美日等国的历史条件，也与苏联不同，前苏联是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重工业模式，西方发达国家是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如承袭这两种模式不仅对中国将是灾难，对世界也是灾难，都不可能持续发展，因此中国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低消耗、高效率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和平崛起”模式综合表述是：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理念，以国力的协调发展为动力，以社会和谐进步为基础，以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类普遍繁荣为目标，以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为途径，以民主与法制为手段，确保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和和平性。3、中国的发展要明确国家定位、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疑虑。不论是“中国机遇论”“中还是国威胁论”者，都集中围绕于中国发展的未来走向，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对他们国家利害关系如何？即国家定位问题。这不仅是必须向国际社会明确交待清楚的问题，也是要向国内民众讲清楚的问题，是影响到中国崛起的成功与否及速度快慢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1）影响国家定位的基本因素。决定国家定位的主要因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的综合国力。对综合国力的判断评估是确定国家定位的首要依据。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经济、科技、军事、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和软实力（文化教育、外交、政治、战略运筹能力、民族凝聚力、国防动员能力、制度、政策有效性、文化亲和力等）第二，国家战略利益。包括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其基本构成涵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主要指国家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在确定国家定位时，要明确国家以何种形式追求什么样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经济利益也是一种战略利益。在全球化时代，获取资源，特别是能源，占领或保护市场、谋求投资与技术等都是旨在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行为。必须弄清国家在全球与地区的经济利益何在？为谋求经济利益而如何有效地运用各种国家实力。安全利益关系到国家的主权与统一，也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第三，国家的地缘、历史与文化。地缘条件包括幅员、地理环境等。国土辽阔通常意味着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战略纵深大，回旋余地大。地理环境主要看周边地区是否稳定、友好，国土防御条件是否有利。中国涉及海陆国，国家定位需要兼顾促进周边稳定与海洋发展两大战略任务，兼顾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安全三大战略利益。第四，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起码要保证世界主要国家、主要力量中心以及周边多数国家能够相对平静地接受这一定位，同时要考虑前瞻性。第五，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在实力政治占主导的世界，国家利益是指导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普遍原则。因此，中国也不会例外地要将国家利益放在优先地位。但是，中国也不能背离国
第一，
际主义道义原则，要反对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要承担崛起大国应尽的力所能及的义务和责任。根据上述制约因素综合衡量，中国的国家定位较为恰当的是“负责任的发展中的大国。”其基本内涵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从人口、领土、经济规模、国际影响力方面看，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全球性大国”，而是“地区性大国”。也有学者提出是“上升中的大国”“崛起中的大国”都比较确切，。而有的国外学者将中国称为“全球性大国”或“超级大国”，则是不正确的名不符实的夸张之词。有的甚至，可能是别有用心地“捧杀”因为中国是大国所以要有大国风范、。大国志气。而因为只是“地区性大国”和“上升中的大国”所以实力有限，还需艰苦奋斗，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斗志。第二，中国是“正处于发展”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建国才几十年，而且底子薄，基础差，自然条件不十分好，人口又多，人口素质也不高，制约中国发展的不利条件很多。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冲突与矛盾已暴露。如污染严重，资源短缺，人才缺乏，公民素质不高等。因人口太多和自然条件的差异，而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还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经济总量GDP是世界第五位，而人均GDP仅是世界100位之后，还不及巴西、俄罗斯等国，更不用比发达国家了，因此，要全面衡量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第三，要负责任。中国从人口和地域看是一个大块头。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负有重大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应为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中国很信任，很热情也寄予厚望。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而“有所作为”。通过承担义务和责任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和扩展国际空间，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但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能好大喜功、而要量力而行，力所能及。（如朝核六方会谈、维和行动，对非洲贫穷国家减免债务和提供援助及推动联合国改革和多哈回合谈判等）4、要始终保持“危机”意识，兢慎”和“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要始终保持“危机”意识，“。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的答中外记者问时一开始就讲到“形势稍好，尤需要兢慎”（唐诗《泾溪》。“泾溪石险人兢慎，路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论”）又引《新唐书·魏征传》告诫自己和全国人。民要居安思危才能长治久安：“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而治，思所以亡则存”。为什么要强调保持危机意识，这是因为：第一，历史和现实证明，有无危机意识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才能团结奋斗，知微见著，防范于未然，才能持续保持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兴旺发展。（如十九世纪中期的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典型，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二，是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即国家实力决定国际政治格局。第三，当前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对中国发展评估过高，脱离实际的情况。第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对中国的遏制，甚至敌视，不论国内、国际，中国的崛起都面对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不能掉以轻心。第五，中国选择的发展模式与以往任何模式都不同，没有可以照搬照抄的经验，必须自己探索，风险与成功并存。因此，保持危机意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确保和平崛起战略目标能够实现的精神动力和必需的心理基础。
篇六：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与现代化建设关系浅论
”[论文关键词]外交政策调整和平与发展不结盟现代化建设[论文摘要]zo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在判断世界
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基础上，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这一外交政策的重要调整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对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开创了新的外交局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争取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后世界各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但是，由于接踵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展开轮番的扩军备战竞赛，使世界各地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味，甚至几度濒临战争的险境。战后，欧亚许多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非拉许多国家经过民族解放战争宣告独立，到60年代，新兴的民族国家达90多个。这时真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年代。进入70年代后，这股革命的风暴逐渐过去，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形成。美苏两国虽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美苏两方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因此，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自50年代起，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国际上的竞争开始从军事武力争夺领土向以高科技产品争夺市场逐渐转变。各国都非常注重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能力。科学技术和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的较量以及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谁也不敢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寄托在发动战争上。与此同时，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爆发甚至受到制止。战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然而，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旧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制约，反过来影响着北方发达国家的再发展，给世界经济的繁荣设置了巨大障碍。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发展问题是他们面临着的首要问题。发展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摆脱不了贫困，政治独立也不能巩固。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继续发展的问题，而这又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商品就没有市场，发达国家的繁荣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之上。因此，发展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发展与繁荣问题。
在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做了冷静缜密的观察后，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形势将逐步趋于缓和，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从而提出了世界主题新的科学论断。8O年代以来，邓小平多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①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以抗击美国对我国的政治孤立、军事遏制和经济封锁。7O年代，我国实行了“一条线”战略，同美国结成战略关系，联合起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种结盟或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地制订对外政策，易受制于人，还可能被别的国家利用而打中国牌，从而有可能把中国绑在别国的战车上。特别是到了8O年代初，苏联侵略阿富汗，其国力受到削弱，而美国在医治侵越创伤后，国力重新恢复起来，美苏争夺态势转入僵持阶段，它们既争夺，又对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者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再者，由于在实行“一边倒”和“一条线”的战略中，曾出现过“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偏向，一度影响了中国与同苏或同美友好的一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总之，2O世纪8O年代中国在外交上进行了两个重要调整：一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因而判断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二
建国以来，我国周边国际形势异常严峻，美国、苏联先后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危险，我国还同印度、越南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些使我们没有及时认清和把握世界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这个历史趋势，长期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并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这种夸大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国际革命的意义，夸大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性的“左”的错误，随着1957年国内政治中“左”的东西滋长而日益扩大，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导致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和前途与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在一起，忽视了经济建设应占的位置，把很多人力、财力和物力用在国防和对外援助上，多次失去了利用和平环境发展经济的机遇，不仅在世界上损害了我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而且根据这种认识，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山、散、洞”的方针，进行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严重违反了经济规律，在国内、国际战略的部署上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篇七：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与现代化建设关系浅论
"[论文关键词]外交政策调整和平与发展不结盟现代化建设[论文摘要]zo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在判断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基础上,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这一外交政策的重要调整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对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开创了新的外交局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争取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后世界各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但是,由于接踵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展开轮番的扩军备战竞赛,使世界各地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味,甚至几度濒临战争的险境。战后,欧亚许多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非拉许多国家经过民族解放战争宣告独立,到60年代,新兴的民族国家达90多个。这时真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年代。进入70年代后,这股革命的风暴逐渐过去,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形成。美苏两国虽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美苏两方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因此,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自50年代起,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国际上的竞争开始从军事武力争夺领土向以高科技产品争夺市场逐渐转变。各国都非常注重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能力。科学技术和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的较量以及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谁也不敢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寄托在发动战争上。与此同时,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爆发甚至受到制止。战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然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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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制约,反过来影响着北方发达国家的再发展,给世界经济的繁荣设置了巨大障碍。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发展问题是他们面临着的首要问题。发展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摆脱不了贫困,政治独立也不能巩固。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继续发展的问题,而这又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商品就没有市场,发达国家的繁荣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之上。因此,发展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发展与繁荣问题。
在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做了冷静缜密的观察后,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形势将逐步趋于缓和,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从而提出了世界主题新的科学论断。8O年代以来,邓小平多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①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以抗击美国对我国的政治孤立、军事遏制和经济封锁。7O年代,我国实行了“一条线”战略,同美国结成战略关系,联合起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种结盟或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地制订对外政策,易受制于人,还可能被别的国家利用而打中国牌,从而有可能把中国绑在别国的战车上。特别是到了8O年代初,苏联侵略阿富汗,其国力受到削弱,而美国在医治侵越创伤后,国力重新恢复起来,美苏争夺态势转入僵持阶段,它们既争夺,又对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者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再者,由于在实行“一边倒”和“一条线”的战略中,曾出现过“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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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度影响了中国与同苏或同美友好的一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总之,2O世纪8O年代中国在外交上进行了两个重要调整：一是改变了对国际
形势的判断,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因而判断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二建国以来,我国周边国际形势异常严峻,美国、苏联先后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危险,我国还同印度、越南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些使我们没有及时认清和把握世界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这个历史趋势,长期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并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这种夸大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国际革命的意义,夸大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性的“左”的错误,随着1957年国内政治中“左”的东西滋长而日益扩大,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导致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和前途与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忽视了经济建设应占的位置,把很多人力、财力和物力用在国防和对外援助上,多次失去了利用和平环境发展经济的机遇,不仅在世界上损害了我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而且根据这种认识,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山、散、洞”的方针,进行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严重违反了经济规律,在国内、国际战略的部署上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误,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①。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而国际和平环境却迟迟没有到来。正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际环境很不安宁,世界各地局部战争不断,美苏两国军备竞赛日趋激化,而在中国周围,苏联霸权主义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不仅威胁着世界和平,也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战火纷飞或战争威胁始终存在的国际条件下,谁也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设上。中国真诚地渴望能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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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所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⑤“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⑥尽管国际形势仍很紧张,但我们观察到国际形势的缓和趋势,做出世界处于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历史潮流这个科学论断,为我国争取利用更长的和平时间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实现“三步走”,完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在和平与发展这个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意义问题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中国不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经济,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利国际环境将会丧失,“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也将化为乌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不能实现。
对世界主题的新判断,也为党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中,t,-、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无疑是根据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制定的,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我国所处的现实国际环境。在现时代,一个国家所处的特定的国际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国情。和平与发展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潮流,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也是根据这个时代的历史潮流而制定的。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世界主题是战争与革命,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可能实行对外开放。基本路线不仅反映了民族的特点,而且还适应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民族特点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
对世界主题的新判断还使我国改变了过去对裁减军备的某些看法和做法。为了推进国际裁军进程,制止军备竞赛,树立和平外交形象,中国积极采取了一系列行动。1985年6月,中国决定裁军100万,军队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同时,积极参加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以及抢险救灾活动,大规模地把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主动地把大批军用机场、港El、铁路等设施转为民用或军民合用。中国还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还调整了过去备战的国民经济建设布局,重点发展经济和技术雄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用东部的发展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把国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于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等等。这些行动不仅符合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建设,加速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不仅要求中国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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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国注重发展这个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根据这个主题,新时期我国坚持抓住经济建设与发展这个中心不放,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决不能改变这个中心,要千方百计地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邓小平反复指出,现代化是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总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基础,包括外交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于这个总任务。中国只有经济发展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才会提高,也才能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综合国力仍能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正是中国抓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结果。
三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帮助我国顶住了美国的强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并且在苏联的援助下恢复了国民经济,顺利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它对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起到一定限制作用。后来苏联要求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国际战略需要,当然遭到中国拒绝,苏联于是在1960年7月片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在中国正经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极大地损害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我国同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中国巩固国家安全,走向对外开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美国认为中国为了抵抗苏联的武力威胁,即使在台湾问题上做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事情,中国也会从战略上考虑而吞下这个苦果。而且美国还有人认为,中国为了发展经济,需要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因而有求于美国,这种观点既影响了两国关系,也妨碍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主要靠自己,靠别人是靠不住的。我们抛弃了过去那种愚昧无知、闭关自守的陈腐观念,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希望获得更多的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但绝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控制与摆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损害我国的独立、主权、安全等根本的国家利益。在冷静观察国际形势变化和反复权衡外交利弊后,我国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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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大国结盟。这主要表现在不与美国建立联合反对苏联的战略关系(当然也不可能与苏联再结盟),从而为实现中国与苏联两国关系的和解打下了基础,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
这不仅减轻了中国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强大压力,将两国边防部队维持在正常水平,解除了经济建设的后顾之忧,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裁减军队员额,将更多的经费用于经济建设,同时还有利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贸易往来,并进而改善与发展同东欧国家的关系,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的范围机会。
不与大国结盟还意味着我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正常外交系,以充分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分析了我国同世界有国家发展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发的科学思想,把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外方针,它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质是要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就要求实行全方的开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主要是指同他们做生意、搞技术合作合资经营、技术改造等,“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⑦总之,“开放是对世界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⑧为此,我国改善了同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加强和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我国改变了“以苏划线”的倾向,在政治上不以意形态或社会制度论亲疏,而是尊重各国自己的决策,发展和加强了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改变了单纯援助的做法,增进了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有利于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也利于扩大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
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不仅仅是指不与大国结盟,也包含着不与中小国家结盟,即“决不头”的思想。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时期,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中小国家,认识到中国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要求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起领导作用。对此,邓小平强指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⑨这种“不当头”的策不会使我们重新背上沉重的经济援助包袱,也不会在政治上树立一面旗帜,站在西方发达国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从而能更主动、灵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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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充分地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在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与中国要创造与利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加速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一致的。
不结盟的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我国对外方针已经实现了到处树敌、推进世界革命到远交近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我国当今实行的是以经贸、技合作为中心的全方位外交,坚持“远交近亲”,按照“巩固周边、立足亚太、放眼世界”的方针,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注重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代,我国同所有邻国之间已经建立起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已经基本成。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交政策经过调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将继续对国的改革与开放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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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近现当代各时期的外交政策(1861至今)
中国近现代各时期的外交政策总结
一、中国近代各时期的外交政策是什么？①清政府的屈辱外交。清政府实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无论是军事上失败，
还是取得了胜利，都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结束。１８６１年初，清政府为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总理衙门，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但客观上也使清政府放弃了闭关政策，开始面向世界，并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理藩向近代外交的转变，适应了近代国际关系发展需要。清政府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中国使臣，出访欧美去办理外交，这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怪胎。为了镇压中国人民革命，清朝统治者还两次向侵略者“借师助剿”。１９０１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中国官员和人民的反帝活动，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②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三民主义缺乏明确的反帝主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布“告友邦书”，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１９２３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１９２４年初，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增加了反帝内容。１９２４年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可见，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③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前期重点是袁世凯政府，他出卖盐税，承认外蒙“自治”，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参加西姆拉会议等；后期是段祺
瑞政府，他向日本出卖中国主权比前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④蒋介石政府以对外卖国为主要特征的外交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
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和扩大税源解决内战经费，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修改新约运动”。面对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过了“绝对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自卫抵抗——消极抗日等四个阶段。抗战胜利后，为了求得美帝国主义帮助打内战，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面出卖国家主权。
⑤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近代史上的屈辱外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同各国广泛建立外交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进入一个崭新时期，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实行对外开放。以“一国两制”方针，顺利地解决了港澳问题。我国的国际地位正不断提高。二、中国现代外交政策有那些？
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时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成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的外交原则。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发展同邻近国家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友好关系，新中国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成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②第二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昭示着新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③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对外政策上
也作了重大调整。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实行“无敌国外交”的策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同时，力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三、中国当代的外交政策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敏锐目光洞察国际风云，科学分析世界发展潮流，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调整了＂一条线＂外交政策，推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日趋完善。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对於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对外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②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形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虽然国际形势异常严峻，充满着战争的危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却还是老看法。对此，1980年前后，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和宦乡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李一氓主持撰写的报告提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据李一氓转告，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中联部上报的《讨论稿》，并请他列席。在谈到战和问题时，大家还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就说，你这个李一氓呵，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麽能避免？但是这个问题终究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和思考。参见何方《李一氓和宦乡建言外交政策》，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7月10日。②但是仍有不同以往的变化，如美苏争霸转入殭持，对外开放密切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深。特别是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发生
有利於我们的变化，为中国外交带来更大的回旋余地。第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势头得以维系。中美关系因为里根政府对台出售军火出现一些波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的签署标志着，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第二，美国对苏联推行全球性进攻战略。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重振国威、扩军备战＂，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世界霸主的地位。第三，原先处於尖锐对抗的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积极变化。
③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的讲话传递了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立即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关注。邓小平指示外交部，迅速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中苏关系缓和由此发轫。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国际形势的上述变化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并在1982-1983年间为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新战略。
篇九：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公共基础知识：中国50年代-80年的外交政策
(一)50年代三大外交政策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根据他对国际局势的冷静观察和精辟分析，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1949年春夏之间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方针，为确定新中国的外交原则提供了战略指导。其中，“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一边倒”，强调的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方针。这三大方针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独立的根本利益。
(二)60年代两个拳头打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中国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也尝试着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这些变化，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提出了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新战略。这个时期新中国的外交战略被形象地比喻为“两个拳头打人”，这其实指的是，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这是建国后中国外交战略的第一次调整。
(三)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
在70年代世界背景的发展，苏联称霸势力不断壮大，为了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再到美国这一条线上的国家联合抗苏，形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太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构想。“一大片”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是团结“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四)80年代无敌国外交
80年代，第三世界力量进一步壮大，美苏争霸出现了互有攻守的态势。中国已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我国调整了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任何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以及尽可能建立外交关系，故称“无敌国外交”。
篇十：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外交政策：总体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每个阶段有所调整。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面临环境：美国的孤立敌视政策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该阶段成果：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2、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与一
些民族主义和北欧的国家建交；3、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面临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出现分歧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
会主义外交目的：推进世界革命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
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该阶段成果;1、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2、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
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3、中法（1964年建交）建交使该时期的重要成果。该时期外交特点: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的意
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依据）2、该时期的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
是不断前进的。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面临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外交目标：缓解苏联的威胁，改善所处的国际环境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该阶段成果：1、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第四阶段：80年代——90年代面临环境：国家局势缓和，中国开始启动改革开放；外交目标: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外交政策:1、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又赋予了新的内涵；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3、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政策；3、确立了对外开放为长期的基本国策；4、以“一国两制”来促进国家统一；
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面临环境：国际多极化、民主化趋势加强外交目标：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积极谋求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
综述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的大
局，故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其唯一的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为依据。
篇十一：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P>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何理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外交上受到来自美、苏的双重压力。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它标志着中国外交已从过度强调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务转到强调国家安全及和平发展为第一需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略和指导原则的根本性转变。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其理论思维模式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过度夸大世界战争的危险。ChinawassubjecttodualdiplomaticpressurefromtheUSandtheSovietUniondiplomaticallyinthe1970s.InviewofthedevelopmentintheinternalandinternatianalsituationMaoZedongpostulatedthedivisionofthreeworlds,whichmarkedaswitchoftheChinesediplomacyfromoveremphasisontheobligationofproletarianinternationalismandworldrevolutiontostressonnationalsecurityandpeacefuldevelopmentasthetoppriority.ThiswasafundamentalchangeintheCPC'scardinalguidingdiplomaticprinciples.Thehistoricallimitationsofthedivisionofthreeworldswerethatthistheorywasanemulationofthestrategyoftherevolutionaryunitedfrontduringtherevolutionarycivilwarsandthat,tosomeextent,itoverlookedthebasicworldtrendofpeacefuldevelopmentandexaggeratedthedangerofaworldwar.【关键词】毛泽东/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划分/外交战略
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内形势及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受到重创和根本性的质疑。周恩来、邓小平
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同“四人帮”进行斗争。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虽然不能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但是对社会的长期动乱也是感到厌恶的。在国际方面，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外交上受到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毛泽东在寻求结束国内动乱，走出“文化大革命”困境的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调整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的重要依据，它奠定了中国进行国际关系调整和开辟新的外交格局的初步基础。一、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公告世界，实行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反华政策和侵略战争政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中，中国实行“一边倒”，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与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关系；支持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民族革命运动，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中间地带理论提出的国际背景是存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主旨在于强调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革命人民可以利用这种矛盾，反对和孤立最主要的敌人。（1）美国世界性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然进一步激化与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2）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增加美国发动世界反苏反人民侵略战争的困难，世界民主和平力量有可能制止侵略战争，争取和平局面。（3）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是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阵营强大的同盟军。中间地带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观察分析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出发点。194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了一个中间地带。针对当时国际上一部分人鼓吹的反苏战争舆论，毛泽东指出，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反苏集团，
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他的侵略势力。”“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形成了他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观察，成为他指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处理中美关系，分析世界和平及战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印度支那形势一度和缓，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力发展和改善与亚洲邻国及其他各国的关系，国际外交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此时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两大阵营对立，美国加紧反共，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形势下，毛泽东指出，美国反共另有其真实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式。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②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在这些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14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逐步形成为一支联合的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战后国际矛盾发展的重要特点。这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遭到美英法等国家的激烈反对。美英法提出对运河实行国际管理，但被埃及拒绝。英法对埃及发动了侵略战争。埃及受到阿拉伯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苏联发表强硬声明，对英法等国发出战争警告。美国公开反对英法对埃及动武，主张国际共管，企图火中取栗，借机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东一时成为世界矛盾和
国际势力纷争的焦点。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世界明显存在的两类矛盾，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同英国、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一是美国，二是英、法，三是被压迫民族。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不断出现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团结和崛起。1955年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召开以及1961年的不结盟运动和以“77国集团”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的形成，都表明了在苏美两极对立的世界体系之外出现了不依附任何一方的第三种力量。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修正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国家的观点，认为新出现的国家“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③这“第三种立场”是可以长期维持的，这种立场有利于和平事业，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民族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盟军，他们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有利的。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认为，中间地带和中间势力的兴起和发展，将是左右世界局势、与苏美两强斗争的重要力量。60年代毛泽东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概括了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总的特点。在西方阵营，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与美国的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戴高乐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同美国闹独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是当代世界革命风暴的源泉。为此，毛泽东将中间地带作了进一步的划分，提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实际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④欧洲各国，英、法、比、荷等有殖民地，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有的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但是他们与美国有矛盾，是革命人民可以利
用的。从而，毛泽东提出了更加完备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民族独立国家的重要历史作用，认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外交上中国独树一帜，一面大力支持亚非拉各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一面反对和抵制苏联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毒害。中国努力实践自己的革命外交路线，积极发展与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反对美国和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争夺。60年代，中国克服巨大的困难进行抗美援越，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抵抗美国的霸权扩张，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对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国家的外交活动。1963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朝鲜，加强了中国同亚洲邻邦的友好合作关系。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访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非洲10国，宣布中国与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国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这些国家实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它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这些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些原则受到被访国的积极支持。周恩来同各国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促进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一致。以上外交活动同时具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抵制苏联在亚非拉地区的扩张和影响的意义。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7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在考量国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固然反映了战后30
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同时也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中苏关系的破裂，使牢不可破的战略同盟演变成了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中国与其他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恶化，以往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关系，被赤裸裸的军事对抗和霸权主义取代了。中国的主要敌人从一个变成两个，即苏联和美国。中国不得不实行南反美帝，北抗苏修的策略，陷入了在两条战线作战和用“两个拳头打人”的被动境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越南和印度支那各国反对美国的侵略战争以及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渗透，同时在全国进行战备动员，准备抵抗苏联从北方的入侵。这种外交战略并不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如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主要敌人；不要四面出击，不能两个拳头打人等等。而且新的国际战略态势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外交格局和战略思维模式，在国际问题上，中国必须跳出以往关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等等理论观念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为第一要务，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寻找更多的同盟者，实现根本的政策调整和战略转移。由于中苏分裂和彼此的兵戎相见，社会主义阵营实际已不复存在，原有的国际主义已经失去了现实的依存的基础。而且，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从长远的战略考虑，不无担心的是苏美联合整中国，因此从一开始就对于赫鲁晓夫鼓吹的国际“缓和”，“苏美合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号召全国军民“准备打仗”，进入全民战备，从军事上准备应对苏联的战争突袭，并寻求组成新的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由陈毅牵头研究国际问题，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在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前提下，四位老帅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
在目前苏美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应当肯定，这是中国比较早关于中、美、苏矛盾关系的战略思考。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垮台及其政治上的被清算，“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势头有所遏制。毛泽东明确批评和纠正在外交活动中的强加于人、以我为中心等错误做法。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中国外交工作有了某些转变。美国长期陷入越南战争，使其在战略上处于极大的被动。1968年尼克松上台后企图转变这种局面，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与苏联进行战略武器谈判。美国出于多种战略考量，对苏联企图以“核打击”手段摧毁中国核设施表示了不同态度，并多次以不同方式表达希望改变中美关系现状的意向。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提出美国收缩战线及“新亚洲政策”，即所谓“尼克松主义”。同时美国宣布逐步放宽在对华贸易及旅行等方面的限制。8月，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表示美国不赞成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9月，美国撤出在越南的军队4万人。10月，美国通知中国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采取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逐步承认中国的强大及其不容忽视的国际战略地位。1970年10月，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以美国总统身分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向中国表达了访华愿望。1971年4月，美国宣布结束已实施20年的禁止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的法令。7月，尼克松提出美、苏、中、西欧、日“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改善中美关系，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他宣布要利用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使他们彼此制约，以维持全球均势，并从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⑤从70年代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外交政策，对美国采取了灵活的策略。1969年12月，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表示，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访问。
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接着又有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也带来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开始形成，中国取得了进一步的外交主动权。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揭露苏联在军事上推行进攻性的全球霸权战略，在政治上制造缓和假象，欺骗国际舆论，同时中国反对美国推行全球霸权和侵略政策。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包括地区霸权主义。特别是70年代后，苏联利用美国的战略收缩，进一步加紧扩张的步伐，积极向亚非拉等地区突进，与美国进行激烈的霸权争夺。苏联一面与西方在限制进攻性武器、欧洲安全合作等问题上达成某些缓和协定，同时加紧军备竞赛，加强与美国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争夺，向太平洋、印度洋等地区扩张。苏联的全球扩张成为世界地区动荡和冲突的重要根源，是世界和平及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中国反对美苏联合主宰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对美苏“合作”保持高度警惕。在中美苏关系中，中国不做美苏交易的“砝码”，反对任何一方“打中国牌”。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企图完成第二阶段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也反映了美国以中美关系增加自己的谈判地位以及对华关系服从对苏关系的意图。毛泽东认为，美国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目的在于打中国牌，增加与苏联讨价还价的砝码。毛泽东曾多次警告美方，不要踏在中国的肩膀上向苏联跳。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美苏签署了《苏美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企图制定新的核军备竞赛规则，增强苏美的核垄断地位，美苏各国借机进一步大造“裁军”、“缓和”舆论。此事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毛泽东多次指出美苏缓和是表面，实质是更激烈的争夺。中国抨击美苏两霸勾结主宰世界的企图，并向美方表示，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
和批评态度。为此，毛泽东提出新的国际战略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⑥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构成了7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础，是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重要发展。第一，毛泽东认为，经过长期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国际力量出现了新的组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控制亚非拉和其他发达国家，正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和斗争，争夺势力范围，威胁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是世界霸权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根源。第二，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阵营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世界是一般发达国家，它们一方面通过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又与美苏超级大国有矛盾，要求摆脱超级大国控制，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相对于中间地带的概念，第二世界范围基本上指原来的两个中间地带中的第二中间地带，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中间势力，其确定性更明显。第三，第三世界是亚非拉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原属第一中间地带。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历史上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后备军。二战后随着世界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第三世界而今成为世界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这正反映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大变革。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主旨，在于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联合第二世界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鉴于在美苏争霸中，美国处在战略上的保守地位和苏联的战略上取进攻态势，苏联的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
胁，各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毛泽东断定，美苏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双方既有斗争，又有勾结，而争夺和斗争是主要的。因此，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一个极为重要策略原则是，利用美苏矛盾，侧重反对苏联的扩张。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标志着中国国际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1）中国突破了“两大阵营”单一模式，实行联合“一大片”的方针，大力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积极改善与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2）与美国、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由“两个拳头打人”转变为“联美抗苏”。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说：“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展。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⑦毛泽东把两只手握在一起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⑧。毛泽东表示，“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⑨。（3）警惕苏联的野心和扩张。毛泽东告诉美国和欧洲各国领导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要美国“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⑩对于苏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毛泽东多次告诫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同时，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向世界各国公布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和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国际斗争
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义。”这个理论遂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基准。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全面的突破性进展。中美关系、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中国彻底打破了从50年代以来美国孤立、遏制中国所形成的外交僵局，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的带动下，中国与许多国家改善或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70年至1980年，中国同56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同欧洲及第二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意义和历史局限性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外交战略思想的一次根本性转变，它标志着中国外交战略政策的首要原则已从过度强调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务转到以国家安全及和平发展为第一需要的国家安全战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揭示了70年代世界形势发展特点，新的国际关系组合、实力对比的基本格局，国际斗争的基本战略态势。三个世界划分突破了两大阵营对立格局下在国际关系中以意识形态、国家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等为主要的或唯一划分标准，而是更加注重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的复杂利害联系和依存关系。虽然它仍然以反对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为口号，但是，重视和强调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把现实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发展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这就为以后中国实现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和全面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打下基础。特别是在中美对抗数十年后，出于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与美国实现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合作关系，这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组建，使中国擎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深得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反映了其深受大国政治压迫和殖民主义经济剥削，要求摆脱旧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愿望。反对霸权主义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共识。它不仅写入了中美联合公报等双边国家关系文件，而
且也写入了许多共同的国际条约和文件。中国打破了由于长期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产生的某种“自外”心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走向国际舞台，发挥大国作用。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中日正常关系的建立，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其在国际政治舞台地位。第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历史的和战略的意义上确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它向世界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而且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对中国在当代世界和现代国际关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定位。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平等互惠、和平发展、共存共荣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石。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始终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和平共处和国家间的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反对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形式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和霸权主义做法。当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思维模式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正如毛泽东所言，统一战线政策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划分左、中、右；实行发展进步势力，联合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主要方法，以国际阶级斗争为主要着眼点，观察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家关系，决定外交政策，在中共党内有着比较深厚的传统。所以，当时在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之际，组织新的以反对当前主要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目标的联合战线或同盟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反映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但是随着其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改变，这种以开展国际阶级斗争为圭臬的同盟战略，就不再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需要了。第二，对时代性质的判定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判定时代性质是决定国际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据。中共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引发了对时代问题的思考。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称：“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进一步断定，现时代为“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这是当时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对时代问题的基本共识。中苏论战，对时代的不同认识也是其中问题之一。中共基本依据列宁关于时代认识问题的理论判定当代时代性质。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精辟分析，从而认定，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发展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其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基本沿用列宁关于时代认识的观点。直到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认为，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继续坚持列宁的观点，认为革命和战争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毛泽东强调，“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胆敢把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必将引起新的世界革命，把一切反动派统统送进坟墓。(11)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在国际问题上的一些提法。“中央总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12)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已经出现的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第三，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度夸大世界战争的危险。1974年前后，毛泽东多次与外宾谈到国际形势与战争问题。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苏联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就酝酿着战争。美苏达成某种协议是可能的，但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还是争夺为主，将来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个世界是不安定的。现在世界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所谓一代人的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
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要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这种对世界形势的估计，显然扩大了美苏发动战争和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低估了各国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及实现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在国内一切工作都立足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人力、财力大量消耗于战备，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产生了不良影响。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转变。1985年3月，邓小平在深刻观察世界格局变化的基础上，对全球性的主要矛盾和世界形势作出高度概括，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3)邓小平精辟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两大重要问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从而改变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念。对时代的正确判断成为实现外交路线和国际战略转变的基础。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上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这就是中国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是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14)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注释：①《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9页。②《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5页。③《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6页。④《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9页。⑤《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217页。
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⑦范中汇等著：《黄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48页。⑧《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68页。⑨杨圣清：《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82页。⑩《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70页。(11)《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1日）。(12)《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56页。(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
出师表
两汉：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篇十二：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P>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面临的环境：美国的孤立敌视政策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该阶段成果：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2、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与一些民族主义和北欧的国家建交3、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认可和赞誉。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面临的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分歧出现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外交目的：推进世界革命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政策（此期间的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该阶段的成果;1、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2、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3、中法建交使该时期的重要成果。该时期的简要评价: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依据）2、该时期的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是不断前进的。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面临的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外交目标：缓解苏联的威胁，改善所处的险恶的国际环境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该阶段的成果：1、18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第四阶段：80年代以来面临的环境：国家局势缓和，中国开始启动改革开放外交目标: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外交政策:1、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又赋予了新的恶内涵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3、确立了对外开放为长期的基本国策4、以“一国两制”来促进国家统一综述该调整饰在对过去30年的外交实践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冷静地回顾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受到了左的影响，特别是将外交与革命等同起来的，在外交中一度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外交与国内政策脱节……该调成说明在对30年来的外交实践的总结和反省的基础上走向成熟。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故家利益的需要是其唯一的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为依据
篇十三：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P> 建国以后我国外交政策的演变经济管理系2010级工商管理专业姓名薛哲浩学号1070405016【摘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建立了相应的外交战略。【关键词】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国际形势关系恐怖主义【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的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中国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方针是：第一，“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第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首先是清除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然后再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第三，“一边倒”。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建国之后，我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开展。一是与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积极同邻近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是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是典型例子；四是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发展前途问题；五是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系。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末的外交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分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崛起。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外交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下，开拓前进。其表现在：一是展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面对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
面的压力和威胁，中国政府为捍卫自己的神圣主权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针对美国唆使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支持印度与中国作战，使越南战争升级等事件，中国政府发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三是大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三、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为了对付与苏联的争夺，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积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以遏制苏联。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也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四、20世纪70世纪末——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双方由于各自经济、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出现了互有攻守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发展迅速，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外交政策于80年代初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确立了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从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来看，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了可能。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我国的国策。二是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一政策的推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三是赋予了独立自主原则于新的内容。具体的表现为不结盟的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而努力。四是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构想。“一国两制”不仅为世界各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而且也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国际争端，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上述政策的适时调整为我国外交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使对外关系呈现出新的形势。我国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西方各国的关系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彼此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了加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正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五、当代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危害及应对之策
恐怖主义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一大难题，从根本上说是国际和国内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后的产物。但因为他产生的根源和背景非常复杂，国际社会对其概念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恐怖”一词本身并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它经常被当作实施恐吓性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是人类历史上有效的政治工具，也是强势团体和弱势团体都可能选择使用的方法。因此，恐怖主义即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甚至为改变某种政治进程现状而对个人，组织或国家采取的极端和暴力行为。它具有政治性和暴力性两大特征。
宗教因素和文明冲突也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当今的很多恐怖主义组织中，宗教性已成为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极端狂热的宗教信徒成为一次次恐怖事件的主角。有人认为“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最为普遍与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类型。西方国家有些学者曾提出过“文明冲突论”的问题，他们倾向于将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反西方的恐怖主义,因此也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
总之，恐怖主义的根源多种多样并已成为了各种势力都可以利用的工具。根据恐怖主义行为主体的划分，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恐怖活动，另一类是非政府恐怖活动。一国政府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属于政府恐怖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利比亚、伊朗等国就常常受到这样的指责。非政府行为的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大类，其表现形式较为复杂。恐怖主义是时代的一股逆流，已具全球性。它不择手段，惨无人道，伤害无辜，破坏社会稳定，闹得世界不安宁。恐怖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派生出来的，包括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些原教旨主义的驱动，某种条件下还是对霸权主义的报复行动。当前恐怖主义日益网络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应付，任何一项孤立的反恐行为都难以收到实效。国际社会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
应当说，“反恐计划”无疑会给恐怖组织以更为沉重和精确的打击，但是，从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发展历史来看，只靠简单的战术转变是不太可能彻底消除恐怖主义的。人所共知，贫困是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和赖以生存的温床，而恐怖活动又会造成更多的贫困和绝望。正如日前举行的八国峰会发表的声明所说，反恐斗争不仅需要遏止恐怖活动，同样重要的是防止更多极度贫困的人投入恐怖主义怀抱。乱云飞渡亦从容。在恐怖活动猖獗的今天，我们决不能有丝毫退却，而要坚定决心，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战术严加打击，同时也更要冷静地思考，如何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
【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外交概论》李宝俊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现当代国际关系史》时殷弘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当代中国外交》钟龙彪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王泰平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篇十四：怎样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P>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作者：耿国祥杨娜娜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7期
摘要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我国确定并实施了不同的具体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本文通过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论述，分析了我国外交政策演变的过程。
关键词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形势演变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耿国祥、杨娜娜，装甲兵工程学院。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9-158-0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在不同的时期还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确定并实施了不同的具体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
一、“一边倒”时期（1949-50年代中期）
所谓“一边倒”，就是指倒向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所谓“另起炉灶”，是指同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一切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后，再按新的原则与之建立平等关系。
在三大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先后有20多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外交成就。
二、“两个拳头打人”时期（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毛泽东主席冷静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亚非拉各国），争取第二中间地带（西欧、加拿大、大洋洲和日本等），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总之，中国顶住了来自苏美两个大国的压力，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推动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一条线”时期（60年代末-7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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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加强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的军事部署，并企图从北、南、西三面包围中国。美国实行战略收缩，急于从越南脱身，谋求打开对华关系。
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条线”战略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一条线”战略：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同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指出：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说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就是说要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这是我国外交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对缓和我国面临的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保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真正的不结盟”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末）
进入7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美苏争霸转入均势、僵持的阶段。面对新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对国内外战略作出新的调整。对内战略方面，提出国内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对外战略方面，一是改变了过去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认为世界和平因素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和平和发展已是时代的主题；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赋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新的内容，即“真正的不结盟”。
“真正的不结盟”：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也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参加任何国家集团，在国际事务中，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不屈从、不结盟、不划线、不对抗”（维护主权和尊严——不屈从；独立自主——不结盟；国家利益至上——不划线；和平共处——不对抗）用邓小平同志的话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五、“全方位外交战略”（90年代初-2002年十六大）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苏东剧变，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紧紧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坚持全方位外交战略，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努力发展大国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六、“和谐世界”时期（2002年十六大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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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