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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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12篇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中共四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12篇,供大家参考。

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12篇

篇一：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中共四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1924年8月至12月，中共中央为召开四大进行各项准备：发出会议通知、分配代表名额、确定会议中心议题、起草会议文件等。12月初，陈独秀与彭述之、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进行四大文件起草工作。各种草案都经起草委员会讨论，“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得更为详细，争点亦较多。其中尤以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各委员的见解颇不能一致”。陈独秀与彭述之意见“略同”，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而维经斯基则持异议，认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另外，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彭述之不同意陈独秀、瞿秋白等“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的观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

　　李维汉参加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草案的审查小组。据他回忆，原稿上提出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最终，由于考虑到国共合作关系，议决案上没有明确写上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字句，但以肯定的语句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至于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而“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可见，四大议决案融合了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双方的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四大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这个分析是很可贵的。

　　该议决案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议决案指出：中国民族革命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而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这个议决案和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将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不解决农民问题，“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代表们在会上讨论陈独秀的报告时，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对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大致认为满意”，同时对中央执委会在组织等某些方面的工作失误提出批评和建议。“在讨论国民革命问题时，几乎毫无争议地通过了陈独秀同志的提纲”。

　　参加四大的彭述之称：“在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

篇二：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四第一个提出了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1922月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考察初步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性质蔡和森出席了二大并参二大宣言的起草也就是在二大召开前后首次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

　　蔡和森在中共党史上的七个“第一”

　　一、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蔡和森是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人。1920年7月，他在法国蒙达尼会议上阐明了关于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同年8月、9月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和1921年2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对此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并根据列宁的建党思想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总结各国建党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是9月给毛泽东“共产党之重要讨论”信中正式提出的。早于同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制定的《中国共产主义宣言》。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蔡和森的远见卓识和二人的息息相通可见一斑。二、第一个传播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1920年7月，蔡和森参加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召开的会议。会后，他与赵世炎、李立三研究建立少年共产党；1921年上半年与周恩来在巴黎圣母院塔顶讨论建立共产（党）主义组织问题；1921年2月与陈独秀在书信中探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问题，实际上是建党的理论与阶级准备的讨论。在党的创始人中，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加速党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陈独秀是我国第一个组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二人没有也不可能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进行系统全面的著述、宣传，蔡和森利用留法勤工俭学的有利条件，在法国认真研读列宁建党原理并比较研究各国共产党的得失成败，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蔡和森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比较系统和正确地阐述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原则。

　　三、第一个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1922年6月20日出版的《先驱》第九期刊头上印发了“打倒帝国主义”的粗体字，以后的《先驱》上，多次进行了重登。这一口号是蔡和森提出来的，他是提出这一口号的第一人。《先驱》是当时团中央机关报，蔡和森从1921年11月从法国经香港回国，来到上海，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工作。1922年5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6月，在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宣言起草者之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时他协助编辑《先驱》。四、第一个提出了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考察，初步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性质，蔡和森出席了“二大”，并参与《二大宣言》的起草，也就是在“二大”召开前后，首次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9月他又著文《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提出，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半殖民地”国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不完全发展而封建势力残余严重，蔡和森称之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由此指出中国革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反动的官僚买办也是革命的对象。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为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五、创办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蔡和森是1922年7月出席第二大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接受了创办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的任务。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向导》一经发行马上受到了普遍好评。蔡和森在担任主编期间，除了认真做好编辑工作外，还撰写大量文章。蔡和森纪念馆的工作人员2005年5月在湖南图书馆查阅了从创刊号至1927年7月18日最后一期的总计201期《向导》，以“和森”署名的计131篇，此外，他还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名义发表了许多文

　　章。《向导》每周一期，其中蔡和森在第11期、12期、39期、47期每期发表了4篇文章，16期、21期、46期每期发表5篇文章，差不多每天要写一篇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鲜明有力的文章，而他同时负责编辑工作，担负中央委员的重任。蔡和森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如此繁重复杂的工作任务，所克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如此，后来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六、撰写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蔡和森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位开拓者。早在1925年10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驻共产国际，于是年底至次年初，在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长达五万字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这一报告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共党史的具体实际，创作的中共党史方面的第一部专门著作。在文中，蔡和森根据党的纲领、决议案等文件，以及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深入地分析了一大至四大党的政策与策略的制定情形，尤其深入透彻地分析和论述了关于党的产生的历史条件。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在治学方法上，也提出了不少重要思想。如指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方法，即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建立，以及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科学地位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其基本要求就是历史真实性和客观必然性的统一，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则正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根本途径。他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开创了党史研究为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优良传统。今天，这仍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所遵循。七、第一个对党内曾出现过的机会主义历史进行全面阐述党的八七会议后，蔡和森被指定为中央特派员，去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他先到北京，不久迁居天津，在这期间针对党员思想的极其混乱，于1927年9月作了近3万字的报告《党的机会主义史》，报告肯定了我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的伟大功绩，同时详尽地论述了“五

　　大”后机会主义在党内政治和组织方面的表现。

篇三：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长期以来，对于中共党史上的庐山会议（即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称），一般人的印象多是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错误。然而，这并非庐山会议的历史全貌，按照既定议程，“读书”被列为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议题”；而且会议结束后，即从年底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开始落实“读书”计划，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翻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第四卷（以下简称《年谱》），不难获得以上有关认识。“读书”何以成为庐山会议的“第一议题”？一言以蔽之，实乃毛泽东的大力建议和积极倡导的结果。从《年谱》相关记述来看，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就党内干部“读书”问题，多次谈话、写信或批示。第一次是在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同吴冷西、田家英就他们二人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一事的谈话时指出：“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看一遍。”并提醒他们说：“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1]第二次是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其间就“读书”问题郑重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委员们，并将这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在这封信中，他开门见山地说：“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2]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并特别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3]第三次是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第一次讲话。在谈到“商品经济”时，他提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去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在这里搞了，而且全国也议论纷纷了，要看一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还特别交代杨尚昆，把“教科书给每人发一本”，并要求“大家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下。我们务一点虚，这是经济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4]进入1959年下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认清当前形势和问题，毛泽东提出召开庐山会议。《年谱》详细记述和披露了毛泽东对“庐山会议讨论问题”的重视，曾多次召集会议反复研究。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江峡”轮上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时提出在庐山会议讨论的14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7月2日，他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协作区主任开会，讨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又增加了4个，形成了18个问题，并指示印发。其中关于“一、读书”部分的内容要点是：一是阐明了读书的必要性。他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二是确定了读者范围和

　　读书对象。他指出：“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5]三是明确提出了读书的目的。他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6]由此，“读书”正式成为庐山会议第一个“讨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明确要求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深层原因是他高度重视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的理论总结，直接原因则是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成系统的东西还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外，只有这本书。他希望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以苏联的经济理论对照当时中国的实践，从中受到启发，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庐山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党内展开了“反右倾”运动，所以“读书”计划并没有提到日程。当此次运动高潮过去后，中共中央重新做出了读书安排，于是党内从11月开始逐渐兴起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热潮。《年谱》详细记述了毛泽东与几位“秀才”一起读教科书的真实情况。其一，成立“读书小组”，持续集中地通读教科书。1959年12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开始着手成立“读书小组”，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这四位“秀才”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60年2月4日至2月9日在广州期间，“读书小组”又增加了陶铸、胡乔木两个人。毛泽东的“读书小组”，采取了边读边议的方法，读书活动前后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经邓力群等人整理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邓力群后来评价说：“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7]其二，对于教科书中的观点，有分析，有肯定，有批判。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的过程中坚持运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8]他对于教科书中的每段话、每个重要观点，都认真琢磨，并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和评论。比如，在读到教科书关于“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时，他批注：“这句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9]在读到“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时，他批注：“好。”[10]在读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时，他批评说：“完全不对。”[11]在读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时，他批注：“赞同。”[12]再比如，在读到“刺激生产的决定因素之一时”，他说：“‘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13]在读到“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时，他说：“‘彻底’两个字，带来个人主义威胁。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14]在读到“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时，他说：“这一段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就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5]这样精辟的批注、评议和分析，不胜枚举。其三，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既“破”又“立”。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学以致用，他在读书时总是采取一种辩证的思维和态度，既能直指书中的缺点和不足，又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风格，在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了淋漓展现。比如，他在读完教科书第34章后就说：“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16]并指出：“这本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17]再如，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他又对教科书做了一番深刻评价，概括地说

　　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从总体上评价这本教科书总的说来“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二是指出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三是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它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四是认为“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18]四是提出了一些富有深意的创见，特别就写出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看法。比如，他在读教科书时郑重提出了共产党面临的“理论课题”和理论家面临的“时代任务”，即“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9]在评价教科书的过程中，他又进一步分析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现在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20]当下，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加上受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国际大背景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这次读书活动思想内涵的发掘，同时也遮蔽和忽视了对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深邃见解的认知。细读《年谱》不难发现，毛泽东在这次读书活动中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一）关于“物质利益”的原则。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指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21]他还强调：“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22]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令人堪忧的是，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却与物质利益的提高并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毛泽东的这种思想观点，不能不钦佩他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深邃眼光和远见卓识。（二）关于对“革命”的认识。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23]他在比较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不同时进一步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24]毛泽东的“革命”观，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认识：一是“革命”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还有非政治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而这里的“文化革命”与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非一回事。二是“革命”是实现历史阶段过渡的手段，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是“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本身也是“革命”。三是就中国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其分水岭和标志是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思想观点，对于深入理解和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多年来关于“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讨论和争论一直不断。从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来看，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说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按照他对“革命”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因此按照他的革命逻辑不可能允许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相对充分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三）关于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中关于苏联新宪法中的劳动者权利时说：“这里讲到苏联领导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25]这些思想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本质内涵的深刻阐述，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在这里，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26]“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是一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需要面对和不断破解的大难题。毛泽东早在50多年前就提出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深远眼光。（四）关于摆官僚“架子”问题。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第21章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27]他在读教科书第27章关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合作时又进一步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28]可以说，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谋取利益、争取平等权利，是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后的忠贞不渝的价值追求，因此担忧领导干部及其子女搞特权、摆架子、脱离群众，成为他难以放下的一大心结。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郑重向党内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警示。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干部特权思想、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果然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对此毛泽东十分担忧、不满和警惕。综上可见，从毛泽东多次建议“读书”，到“读书”成为庐山会议的“第一议题”，再到毛泽东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从中不但可以领略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所秉持的科学读书观，以及他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所展现的犀利眼光和深邃思想；同时也可以体会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养成的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学以致用的思想品格和优良传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95年以来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由边缘走到中心和永葆生机的一个“神奇密码”。

篇四：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12人，代表党员50多人。会议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设置中央局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稿）中国共产党纲领（英文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陈独秀致中共一大代表信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

　　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

　　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被迫中断。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

　　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时左右，10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

　　中共一大会议后期，由上海转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移到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

　　南湖画舫。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

　　行。这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船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仿造）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

　　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

　　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篇五：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简介

　　出席中国兯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兯１２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陇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陇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不陇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陇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陇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丌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兯产国际派马林（荷兮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而后，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会议被迫终止，转至嘉共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迚行，最终圆满落幕。

　　中国兯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背景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迚分子李大钊、陇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不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劢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迚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斱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兯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丌一，有的叫兯产党，有的则称兯产党小组戒支部，由亍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兯产主义小组。各地兯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

　　作，推劢了马列主义不中国工人运劢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兯产党的条件已绊成熟。１９２１年６月，上海兯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兯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兯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７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进未能派代表外，关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亍当时革命活劢处亍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议题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正式建立中国兯产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兯开了７次会议。兯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后来又出席了第六次会议）。他们代表兯产国际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马林还介绉了兯产国际的情况。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在２４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绊验。２５日至２６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２７日至２９日，大会继续迚行，连续３天详细认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３０日晚，丼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迚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斱。关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劢引起了不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她是浙江嘉共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共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７月３１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丼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兯产党党纲》、《兰亍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丼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兯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劢阶级重建国家，承讣无产阶级与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劢的各项活劢，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劢的研究不领导；党的组织斱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斱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一大”通过的《兰亍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劢，对党领导工人运劢的任务、斱针、政策和斱法都提出了规定戒要求。

　　“一大”选丼的党的领导机构为中央局。陇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由亍他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斱面的影响和威望，以及他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作的贡献，大会选丼他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的另两位领导人是李达和张国焘，他们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党纲

　　中国兯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原件系俄文，题为《中国兯产党第一个纲领》，由中兯中央马恩列所编译局译成中文）(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兯产党”。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不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劣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讣无产阶级与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三、我们党承讣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兲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兯产党彻底断绝不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不关类似的关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四、凡承讣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绊党员一人介绉，丌分性别，丌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不那些不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绉人必须接受关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绊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绊执行委员会批准。六、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七、有五名党员的地斱可建立地斱委员会。八、一个地斱的委员成员，绊当地书记介绉，可转至另一个地斱的委员会。九、丌到十人的地斱委员会，只设书记一人管理事务；赸过

　　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赸过三十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章程另订。十、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丌同，利用工人、农民、士兲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迚行活劢。这些组织必须受党的地斱执行委员会指导。十一、(英文版原注)1十二、地斱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十三、在党员人数赸过五百，戒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斱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丌兴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有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章另订。十四、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戒征得党的同意外，丌得担任政府官员戒国会议员，但士兲、警察、文职雇员丌受此限。2十五、本纲领需绊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修正案时斱可修改。1英文版原注：陇的稿本上没有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亍他把第十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2英文版原注：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意义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兯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关行劢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戓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由亍党的“一大”召开亍７月，而在戓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兴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１９４１年在党成立２０周年之际，中兯中央发文正式规定，７月１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生日）。[1]

篇六：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第一议题参加人员范围

　　关于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的会议通知各科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兹定于3月23日开展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活动内容：“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会。二、参会人员：管理处全体人员。三、会议时间：2021年3月23日。四、会议地点：三楼会议室。党支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党支部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带领水库广大干部职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会议围绕“为什么要学党史、党史怎么学、如何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三个方面展开，深刻领会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学习党史的重要意义，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史学习正当其时，以党内学习带动全局干部职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

　　知识等学习，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此次专题研究党史学习教育是该局建立“第一议题”学习制度的先手棋，也是常态化贯彻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的缩影。

　　党支部将全面推行“第一议题”制度，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讲话、最新文章、最近指示、最新要求等作为“第一议题”。通过坚持自学、集中领学，调研活动、交流研讨、观看专题片等多种形式，把学习内容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和改进学习方法，将所学所感落实到工作上，推进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双融合、双促进。

　　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结合本单位实际作出专门部署，制定具体方案，着力抓好落实。要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进一步丰富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内涵，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下一步，我单位全体党员干部要把“第一议题”学习制度，作为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强化党员干部思想淬炼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精心制订学习计划，努力提高学习效果，为党建建设注入不竭精神源泉和强大组织活力。

篇七：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专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重要议题的是哪—次会议?

　　A.十九届三中全会

　　B.十九届四中全会

　　C.十八届三中全会

　　D.十八届四中全会

　　正确答案是B。

篇八：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初中历史】初中历史知识点：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

　　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它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纲领规定了国家政权机关，军事制度及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政策的总原则。规定人民的权利和国民的义务。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第一年部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新政协和旧政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是因为1946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也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定，但是由于蒋介石一心想打内战，所以政协会议的决议很快被撕毁，内战爆发。而1949年的省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等阶层代表出席了会议，有别于旧政协。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时间：1949年9月

　　2、中心议题：成立新中国的议题

　　3、内容：

　　（1）大会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2）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3）大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为副主席。

　　（4）会议决定改北平为北京，为新中国首都。

　　（5）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采用公元纪年，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相关

　　初中历史

　　知识点：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的会议，内容是国家领导人宣布就职，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指1949年10月1日15：00在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举行的仪式，直到21：00才结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志。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1.国内意义：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2.国际意义：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开国大典：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篇九：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192019201920年夏至年夏至年夏至19211921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继成立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地点：上海、浙江嘉兴南湖时间：1921年7月21-31日参加人员：毛泽东、何叔衡、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董必武、陈潭秋、陈公博、周佛海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

　　央领导机构。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

　　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

　　当。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

　　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

　　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生日)。

篇十：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行政会议议题制度一行政会议议题的范围1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县教育局及上级部门的文件及会议精神结合本校实际研究制定具体的工作安排和贯彻意见

　　行政会议议题制度

　　一、行政会议议题的范围1、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县教育局及上级部门的文件及会议精神，结合本校实际，研究制定具体的工作安排和贯彻意见。2、研究决定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3、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和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做出决策。4、听取各处室的上周工作汇报，并就请示的事项做出讨论决定。5、讨论各处室提出的下周工作安排中的重大事项，并做出相应决定。6、对应由党政联席会或教代会决定的事项事先进行审议和提出意见。7、研究决定应由行政会议决定的其他事项。二、行政会议议题确定的依据1、校长办公会议酝酿并提交行政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2、分管领导提出或批示的需要讨论决定的问题。3、各处室提请并经分管领导审定，同意提交行政会讨论决定的问题。4、经办公室主任协调提交行政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5、上级会议或文件要求提交行政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6、学校规定需要定期讨论决定的问题。三、行政会议议题登记的程序

　　凡确定提交行政会议的议题，由办公室副主任牵头负责，秘书具体承办。履行下列程序：

　　1、校长、副校长列入行政会议的议题，应在周四11:00前将议题内容书面（谢绝口头安排）交办公室。

　　2、各处室需提请行政会议研究决定的问题，经分管领导审定同意后，由该处室在周四11:00前将议题材料及分管领导批示件送交办公室。

　　3、遇重要紧急事宜、须立即提请行政会议研究的，经校长审定同意后，可不受时间限制直接送办公室。

　　4、办公室对已登记的议题做汇总，及时呈报校长审核确定上会议题。

　　四、行政会议议题的安排1、上会议题审核确定后，由办公室秘书负责草拟《第*周行政会议议题通知》报办公室主任复核后于周四17:00前印发行政会成员。2、对已作登记但尚未安排的议题，办公室副主任适时向相关处室或分管领导通报，防止议题积压或误时误事；对已安排讨论的议题，及时注销、存档。

篇十一：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

　新时期党的第一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诞生记

　　作者：高天鼎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2015年第1期

　　高天鼎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沉渣泛起，人文精神失落，世风不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以封建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残余为基础的极左余毒依旧存在。中国在终结“阶级斗争为纲”、着重于经济发展的同时，迫切要求清除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作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在党内形成共识

　　1979年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首先向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主张立即获得胡耀邦的热烈赞同。6月，在中宣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提出：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有高尚的精神生活。9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此后，“建设精神文明”多次被写入党内的重要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都重申了“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这一时期，中央还编纂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书，于1981年8月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来源。

　　党的十二大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全面展开。这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使之同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相适应，一直没有很好解决。为了更好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央在回顾和讨论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成就以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适时地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样，也就很难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鉴于此，邓小平还指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李先念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希望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同志，认真重视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精神文明建设，同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使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发展和创新。”

　　9月2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作书面讲话，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就可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对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的意见十分赞同，并且认为：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乃是客观需要。这说明，作出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已经在党内高层中取得共识，条件已经成熟。9月25日，即十二届五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十二届六中全会两项议程，其中一项就是讨论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确定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

　　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央成立了起草小组，组员有郑必坚（胡耀邦秘书）、林涧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愈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和郝怀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局级调研员）等5人。此后，起草小组在胡耀邦的亲自主持下，开始了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要解决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确定什么样的指导方针，胡耀邦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

　　1985年11月，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一次小范围会议，就文件起草问题，他说：不是事务性的，是纲领性的，要管一个时期。不是说教，要有虚有实，看得见，摸得着，有措施。太宽不行，太窄不行。要有说服力，带有教科书的性质。12月25日，胡耀邦在办公室召集起草小组成员开会。他说：小平同志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还需要搞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1986年1月9日，胡耀邦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他在讲话中说：80年代后五年，总的来说，必须在继续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件大事抓好，抓出个眉目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各方面都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此后不久，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胡耀邦再次强调了文件起草工作的方法论问题，并精辟地论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说：理论工作的根本方向，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同实际密切结合。换句话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研究世界问题。理论工作究竟应当为什么服务？应当明确强调为两个文明的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离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来谈思想工作、理论工作，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的思想工作、理论工作只是一种抽象的空谈或者枯燥的说教，而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不能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对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种种问题不能给予科学的解释，对于干部和群众中现实存在的种种认识模糊的问题不能解答，怎么行？事情在发展，历史在前进，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公认的个别原理只要不符合实际生活的发展，就要冲破。不然的话，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滞，教条主义就来了。什么叫教条主义？就是脱离实际，拘泥于已经过时的个别原理。为着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然要想些办法，但是同时必须认识，马克思主义确要发展，一定要敢于把那些过时了的，同现在实际情况不符合的个别原理冲破。只有这样，才能说服多数，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篇十二：中央什么时候提的第一议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