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不打不相识
一个不求人，足见魏明伦的执拗。但也正是这份执拗，成就了他和不少人的友情。
最为大众津津乐道的，当属他和主持人赵忠祥不打不相识的段子。2008年，“神七”航天成功后，赵忠祥诗兴大发，即兴创作了一首名为《神七赞》的七律诗。这首诗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关注，其中就有魏明伦。和那些为赵忠祥鼓掌叫好的人不同，他指出了这首诗的平仄错乱。
魏明伦严谨的“挑刺”，反倒得到赵忠祥的佩服。他虚心接受了批评，并根据魏明伦的建议，将《神七赞》修改并重新发表。两人由此结下了特殊的友谊。在魏明伦的六十艺寿上，赵忠祥更画了一幅国画送赠新友—画的是赵忠祥最擅长的驴子。对此，魏明伦很感动，“赵忠祥真是一位听得进反面意见的朋友。”
魏明伦爱提批评意见，这一点也让他屡次遭受灾难。他时常笑说自己是“年龄最小的老运动员”。1958年，十六岁的魏明伦写文章为诗人流沙河鸣不平被卷入反右潮，因年龄太小没法扣上右派的帽子，只能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到了文革，那些旧账又被重新摆上台面，成年后的魏明伦被揪出来打成了“牛鬼蛇神”。他在各种“运动”中载浮载沉，咬牙坚持的同时，倒也练就了乐观的心态。
“说真话不容易，听人说真话更不容易。” 魏明伦说真话的舞台是全国政协。二十多年来，他没少在政协会议上“放炮弹”，朝各种社会时弊开火。他笑说因为自己个性直率、口无遮拦，对社会上看不惯的事总是仗义执言，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却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赞赏。
戏剧大师吴祖光便是其一。两人在政协大会上被分在一个讨论组，经常联名发言。魏明伦尊称吴祖光为师，吴祖光却总称他为“老弟”。晚年中风后，吴祖光时常糊涂，却依然认得魏明伦。有一回，魏明伦跟秦怡、黄苗子一道探望病重的吴祖光。他的家人告诉他们，吴祖光已经说不出话了，但没想到当指着魏明伦问他是否认得时，他竟用很小的声音回答：“魏明伦。”大家以为他能认人了，秦怡便指着自己问：“我呢？”“魏明伦。”黄苗子又问：“那你看我是谁？”“魏明伦。”说来说去，吴祖光认得的，就只有魏明伦。
而作家王蒙和魏明伦结为君子之交，也是因为佩服他“敢说真话”。十年前，魏明伦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九字建议“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 ，让同是全国政协委员的王蒙记忆犹新，而魏明伦反对“盛世”称号、勿忘忧患的警告，更得到了王蒙的认可。一年后，两人同时在大会上对国内电视剧圈“帝王戏”泛滥的现象进行批判，此举更被媒体以“王蒙魏明伦联手反对帝王崇拜”之名大加报道，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内地剧集的帝王崇拜风。两人也因此结下情谊，彼此颇有在文化圈找到知音之感。
文学馆如自传
前几天，王蒙来了一趟成都，第一站便直奔安仁古镇上的魏明伦文学馆。为了迎接好友，魏明伦还特地穿上了他最喜欢的那件红色夹克外套。
用魏明伦的话说，建文学馆是自己2013年做的一桩大事。在开馆前的大半年时间，魏明伦就每天围着这个事情打转—“整台戏就是我一个人唱”，没有助理，没有秘书，妻子丁本秀就是他唯一的助手。做文学馆需要做很多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妻子便帮着把资料找出来，然后编辑好交给魏明伦。“我来定这些资料怎么挑选，怎么省略，怎么突出。”就像写自传一样，魏明伦把自己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都给理了个遍。
实际上，魏明伦自己压根没有动过做文学馆的念头。倒是有很多人提起过这件事，但总是不了了之。魏明伦也没当回事。所以，当成都文旅集团诚意拳拳地邀请他到安仁古镇建立文学馆时，魏明伦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下，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活着就建馆，魏明伦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前，贺敬之、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就先吃过了螃蟹。“文学馆都不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没有这个精力，但我有。”文学馆从策划执行，到展厅的设计、展品的选择，甚至于馆内的解说词，都是魏明伦一手包办。“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都说去世了的文学家才有资格建馆。但我生前建馆的好处在于，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人在，材料作品也都在，建馆的内容就更加丰富。”
文学馆门口矗立着一座清代古戏台，名曰“蜀籁楼”。与古戏台相邻的是一座旧磨盘形状的雕塑，上面雕刻着魏明伦创作的碑文《磨盘赋》。文学馆后院种满花草，大树下有个古代凉亭，是魏明伦千里迢迢从福建弄过来的。 雕塑家严永明照着他的模样做了一个人像雕塑，置放于文学馆的后院里。
文学馆的一楼展厅，是《变脸》、《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潘金莲》、《中国公主杜兰朵》等魏明伦经典戏剧的手稿、剧本、舞台仿真模型和大量媒体报道原件。二楼展厅则布满了魏明伦的杂文、辞赋手稿。穿过展厅，是一个名为“明伦堂”的书坊，里头陈列了许多书籍，就像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魏明伦在这里办过讲学，往后还打算邀请作协、剧协、文联到这里来开展活动。
跟着命运漂流
文学馆里随处可见冯骥才、吴冠中、黄苗子的书画题词，黄佐临、陈白尘、吴祖光、萧乾、冯牧、白桦等名家和魏明伦的来往书信也有不少。不仅如此，“魏明伦文学馆”的牌匾是画家韩美林题写的，门口戏台的匾额则由陈忠实题写，濮存昕则写了戏台的对联“台上弹丸地，戏中宇宙风”。
说到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还要属莫言题写的“明伦堂”牌匾。早在明伦堂竣工之时，魏明伦便立意要请自己的文坛好友来为自己题字。“题字必定要请文学家，还要是有文学馆的文学家。当然，他的字还要写得好。最后，他要与我有交情。”这四个条件算下来，最适合的人选就是莫言。莫言早就题诗赠送魏明伦： “莫言举世无谈者，一见如故两幽魂。”这次听说魏明伦建馆要请他题字，莫言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过了一周，就传来消息，莫言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哎呀，我想肯定没戏了。第一，获奖后他肯定很忙，哪还有时间记得我这件事啊；第二，情况不一样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呀—诺贝尔文学奖呢，我觉得他不会轻易再给别人写东西了。”魏明伦琢磨着，莫言忙起来估计连手机也不会接了，于是放弃了先前的打算，准备想其他办法。
办法还没想出来，莫言倒先在媒体面前提起了这件事。“人家问他，获奖之前你不是说要写东西吗？莫言倒爽快，说我写啦，给魏明伦写了个匾额，而且是半夜爬起来写的，还一口气写了两张，给魏明伦挑呢。他还和媒体说都已经寄出去啦。”
莫言说这话时，“网盲”魏明伦还在明伦堂开会，完全不知道网上已经就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直到媒体打来电话，他才懵懵懂懂的承认确实有邀请莫言“写匾额”，但“还没收到他写的字，我回家看看”。结果刚到家，莫言的字果然就到了。
魏明伦乐开了花。“他写了两张，一张是左手写的，一张是右手写的，字写得很认真。”于是，魏明伦索性把两张字都挂在了自己的文学馆里。“这个哥们，真靠得住。”
文学馆里头的字是莫言写的，外头的匾额，魏明伦交给了陈忠实。“里边是莫言，外边是陈忠实；里边是《红高粱》，外边是《白鹿原》。所以我红白喜事一起办。”
“红白喜事”这四个字，竟然成为了预言。开馆的日子定在2013年4月20日。王铁成、李光羲、陈铎、白淑湘、尚长荣等多位艺术家们，纷纷从各地赶来向好友庆贺。
没想到的是，早上八点零二分，正当魏明伦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四川雅安发生了七级大地震。开馆仪式原定于十点，地震一来，馆也开不成了。但到了中午，前来庆贺的朋友越来越多，天气竟也好了起来。
阳光灿烂中，魏明伦咬咬牙，坚持开了馆。“当时，大家都已经知道地震的情况，也知道伤亡会很大。”于是，魏明伦带头捐款，呼吁大家为雅安人民募捐。
“没有哪个文学馆是这样开张的—在惊天动地声中开馆，全体起立为死难的同胞默哀。”这一天，主持开馆仪式的是主持人陈铎，“一个新的魏明伦就此诞生”，他说。
“从无到有，创造一个文学馆，很难。现在开馆半年有多，一切都上轨道了。”魏明伦说，这个文学馆没有蓝图。“这本来就不是我多年的愿望，是意外的收获。所以我也是慢慢在摸索，未来就是想着怎么让它保持，让它巩固，让它充实。”
从戏剧到杂文，再到词赋碑文，魏明伦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的人生。现在文学馆也办好了，接下来做些什么，魏明伦也没有想法—实际上，他一直是个被动的载体，时代的大潮推着他往前走，他便也乐得轻松，跟着命运漂流。
那么多年，魏明伦最爱引用的，还是好友余秋雨对他的形容：“其他的作家都是大体可以度量的方塘，但魏明伦却是一条不知走向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