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生态建筑的历史演化和发展为主线，探讨了建筑发展的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问题。指出建筑的价值合理性是工具合理性得以发展的前提，而工具合理性的进步，又为价值合理性更高层次的探索提供条件。
关键词：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建筑发展
中图分类号：TU－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1—0056-04
收稿日期：2006-04－11
作者简介：陈喆(1963-)，男(汉族)，北京市人，教授，博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人类在漫长的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并非只要自己的欲望得以满足就够了，人类在追求自己欲望或需求满足之时，总试图在自己所知道的范围内做出最佳选择，这便是对生存方式合理性的追求。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准则。工具合理性要求人类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不断进步和服务自我的要求；价值合理性是一种涉及终极关怀的合理性，它关心人类的进步、完善和自我解放，更关心人类生活的根本方向是否与自然界本真状态相和谐。通常价值合理性是工具合理性得以发展的前提，而工具合理性的进步，又为价值合理性更高层次地探索提供条件。建筑活动作为人类的重要活动之一正是循着这样一条道路不断前进和发展着的。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建筑实践和理论主题。生态建筑作为我们今天的建筑主题正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同时它也是建筑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发展片段，它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未来又将何去何从，都与人类的价值指向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以生态建筑作为切入点，探讨建筑价值体系的演进与发展，以期了解人类未来建筑的走向。
1 原生态建筑与现代生态建筑
在原始社会，人类营建活动之初，面对强大的自然环境，人类的能力是弱小和微不足道的。为了生存，人类只有选择适应自然环境的营建方式，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发明了许多简单而有效的环境控制和因地制宜的技术，为当时人类提供了一个以最少的经济代价、取得较好生存条件的建筑择居模式。这种建筑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原生态建筑。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使得这种具有原生态价值的建筑，几乎在每一个民族的传统建筑中都能找到。如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城是城市设计中应用风的典范；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蛮人的心智》中所描写的南加州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在荒漠条件下智慧生存的例子；中国传统民居中的各类环境控制手段等，都是这一特征的反映。当然这是从物质层面上讲，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人类在诞生之初，对自然就有深深的敬畏和恐惧，对自然的侵扰和索取也是小心谨慎的。这也是传统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一个原因所在。因此在物质和精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许多民族将这种对建筑和环境的认知方式上升到文化层面，成为世代遵循的典仪，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和一”和“风水”模式等，所以在前工业社会基本上不存在营建活动而导致的普遍生态问题。
但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被大大膨胀的自信心支配下，以为借助科技的力量，人类便可以无往而不胜。于是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人类在价值取向上，也认识到现代主义价值观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生态建筑应运而生，且蓬勃发展，成为今天建筑实践的一大主题。从这个层面上讲，现代生态建筑是人类营建观念的一种回归，但不是简单的回归。
从生态建筑赖以依存的两个必要条件：材料和技术来比较原生态建筑和现代生态建筑，我们会发现，原生态建筑，特别是广大民间的原生态建筑所用的材料基本上是直接取至自然，根本不存在降解和污染问题，需要的是将其以适当的技术方式、巧妙应用与组合，创造出生态效益来。如胶东半岛的海草房，海草和石头等材料本身的热稳定性与必要的营建技巧结合，创造出冬暖夏凉、抗风防潮的建筑生态特性(图1)。此外，还有黄土高原的窑洞、南方民居中的小天井、西北生土建筑中的拔风塔等。现代生态建筑的一个分类——“乡村型生态建筑”正是以民间经验为基础、推陈出新的一种生态建筑尝试，如印度柯里亚和埃及法希·哈桑等的实践(图2)。但面对生态问题严重的大都市，乡村型生态建筑明显力不从心。在现代生态建筑中还有另一类被称为“城市型生态建筑”，主要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和先进设备，取得高效率和大负荷的生态建筑。如太阳能接收与转换装置、室温调控设施以及计算机控制的智能装置等(图3)，但目前而言，这些装置造价昂贵，技术复杂，仅在少数建筑上使用，此外具备生态价值的现代生态材料多数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因此生态建筑的普及与推广尚待时日。
由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现代生态建筑的出现本身是人类追求价值合理性的一种反映，但目前现代生态建筑正忙于追求工具合理性的完善，而对其进一步价值合理性全面与完善的探讨尚无暇顾及。所以今天人们对技术的双刃性虽已有足够的认识，但借助技术手段推动和发展现代生态建筑也只能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2 生态建筑与现代主义建筑
现代主义建筑的两个绰号“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用来形容现代生态建筑似乎更合适。因为比之现代主义建筑，生态建筑更具理性和更强调“功能”——生态功能，而且两者的发展背景又颇多相似。
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得以广泛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经济困难和严重的房荒促使建筑师中的改革派，面对现实、注重实际、讲求经济效益，在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启蒙运动基础之上，重新审视人类建筑行为的价值体系，并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完善其工具合理性的基础，从而使现代主义建筑登上世界舞台。二战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现代主义建筑上升为世界建筑实践的普遍潮流。现代生态建筑产生于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的种种环境和资源危机，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卡逊(《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康芒那(《封闭圈》的作者)为代表的生态活动家对经济技术发展与资源环境问题的深刻揭示所引发的轰轰烈烈的绿色运动。两者相比，都具有社会现实性、紧迫性和广泛性，都是在价值合理性的基础之上，追求完善的工具合理性所做的努力。同时在两者实践之初，建筑师的地位和角色亦有相似性。工程师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初期的主角，由于他们没有历史和形式主义的包袱，从工程技术角度出发，研究新材料新技术新结构在建筑中的应用，反而促使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如法国的埃菲尔和芝加哥学派的詹尼等；今天许多生态建筑的最新实践和成果亦多首先出自工程师之手，如双层“可呼吸的墙壁”、太阳能转换装置以及应用了多项先进技术成果和多个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的美国“生物圈2计划”等。就解决建筑发展的工具合理性而言，工程师的知识结构和实践
经验无疑要大大多于建筑师：而在具体的建筑实践中，建筑师更易受旧的价值体系影响，而故步自封。
另一方面经济因素在现代主义建筑和生态建筑发展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没有一战后的经济萧条和二战后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会有现代主义建筑在世界范围的迅速推广，同样如果没有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的不良经济行为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就不会有现代生态建筑的产生。二战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导致了对钢材、水泥、能源等需求的大增，建筑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成为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生态建筑实践中亦包含着经济因素，只不过是一种长远的经济利益，这一点可以通过生态建筑的3R原则和富勒学派提出的“少费多用”等原则得以体现。今天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由于人类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内容、规模和价值取向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冲突造成的。生态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造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和价值取向，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人类的生态建筑实践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是人类的一种经济策略。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50、6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开始走向多元化，其中以阿尔托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地方化倾向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同样生态建筑也强调地方性，但强调的不是地方文化性，而是环境的客观性，所以马来西亚建筑师杨经文设计的生态建筑并不是马来西亚的民族风格反映。当然也有两者并重的，如皮阿诺设计的新喀里多尼亚的Tijibaou文化中心，是高科技与地方乡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杰出作品，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可见真正成功的作品应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并重。
现代主义建筑的产生与发展无疑是具有巨大客观现实目的性的。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初期的客观目的已基本达到(即工具合理性已基本完善)，但在精神层面上(即价值合理性上)尚存空白。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以来，各种流派、主义纷纷登场，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以及符号学、现象学、类型学等理论，他们努力从不同侧面填补这一空白，丰富了当代建筑学。与这些流派和理论不同的是，生态建筑对现代主义建筑的丰富与完善是在客观物质性方面，即力求通过生态建筑实践，解决环境和资源危机问题，达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就社会意识形态而言，现代生态建筑与晚期现代主义相一致，都是实用主义的，因此我们也看到，近几年来一些晚期现代主义高技派建筑师，如诺曼·福斯特、理查德·罗杰斯、尼古拉·格林姆肖、麦克尔·霍普金斯等人在生态建筑实践上大显身手。从这个角度上看，现代主义建筑和现代生态建筑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是在追求建筑实践的工具合理性，但两者是不同层面的追求。清华大学吴焕加教授指出，建筑发展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建筑工程技术，第二层是建筑学与建筑设计术，第三层是建筑文化与艺术。每一个社会历史时期都以特定的方式、形式解决这三个层面问题。”今天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已上升到第三个层面，而生态建筑尚在第一、第二层面之间徘徊。从工具性和价值角度来说，社会的发展总是给建筑的发展提出不同的价值尺度和内容要求，社会的快速发展又常常使得这种尺度和要求层出不穷、快速变易。一种价值尺度下的建筑实践工具合理性尚没有完全实现，更没有达到吴先生说的第三个层次，另一种价值尺度的要求又来了。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总是相对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人类的认识水平而言的，因此它总是处在不同的变化之中。社会进步的要求，使得无论是工具合理性还是价值合理性总是存在后者对前者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特点。同时许多形态建筑的发生都是受一定价值合理性追求的影响，但是对价值合理性的实现，又首先是从追求工具合理性开始的，建筑实践就是在这种要求下不断演进和发展的。
3 机器化倾向与生物化倾向
大机器生产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典型代表，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初，极力鼓吹机器工业文明。建筑大师勒·柯布希埃在《走向新建筑》中曾以狂飙式的语汇对机器热情讴歌：“每一个现代人心里都有一架机器，对机器的感情存在着，并由日常生活证实，这种感情是尊敬机器、感谢机器、重视机器。机器含有起选择作用的经济因素，对机器的感情中含有道德的感情。”提出了著名的“住宅是住人的机器”的学说。尽管一直以来，人们对此颇有异议，但从现代建筑机能的发展来看，机器化倾向却越来越明显。如代表建筑未来发展一个方向的智能建筑，不亚于电脑控制下的一台高效机器。这里不仅是注重机器美学的“高技派”建筑与机器密切相关，其他流派的建筑只要是追求效率和舒适，就很难不与机器沾边的!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机器是意识的物化、是人类体能的外延，所以世界上最能满足人类愿望的就是机器了。也正是有了机器，才有了现代主义建筑的种种奇迹。因此，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建筑机器化的倾向将越来越明显(图4)。
另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建筑发展的生物化倾向。首先生物学概念在建筑领域广泛引用，如有机建筑、绿色建筑、进化论建筑、新陈代谢建筑、生物气候学建筑、生态建筑等，与建筑的机械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向自然学习的仿生建筑在形态、机能等方面为建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广阔的前景。生物是自然界经历数亿年进化的产物，它的存在机理和方式是最经济、最合理和最富有生态价值的。因此从生物界中吸取建筑设计的灵感，无疑将是建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图5)。
建筑发展的机器化倾向和生物化倾向代表着建筑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但两者的发展并非是一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他们的交汇点恰好在高科技含量的生态建筑上。从目前已设计的一些高科技生态建筑来看，其中高效的生态功能来自高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而运作的方式又包含许多生物学原理，如可呼吸的、像人的皮肤一样的墙壁，可以追光移动的、像向日葵一样的太阳能吸收装置等。当然也有人认为机械论时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已随着工业社会的没落而衰退，代之的是后工业社会、生物信息学时代的生态建筑。但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递进和继承的，因此生物学时代的建筑将包含和承袭机械时代的建筑学成就。所以未来建筑应是机械学、生物学和建筑学三者融合的产物，而这正与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控制论相吻合——控制论认为机器、生物体与社会在控制与调节上有共同规律，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互相模仿，从而对工程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做出贡献。自然，它也会推动建筑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生物化的建筑或许更通人意、更使人随心所欲，但它只不过是建筑工具性更高层次的表现而已。
4 结论
从原生态建筑到建筑的机器化、生物化，我们可以看到建筑的发展确实在循着一条不断进化、螺旋上升式的发展道路。这一发展
的道路所指向的是人对建筑无穷无尽的工具性完善的要求。而对建筑的文化性要求虽然强烈，但却进展不大。有学者(如INGENHOVEN)甚至认为：未来建筑是一个从思想的累赘和艺术的修饰中解脱出来的时代。在G·勃罗德彭特著的《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一书中，有一种对未来建筑的描述，作者从建筑遮风避雨的基本物质功能出发，认为未来最经济、最生态的建筑就像衣服一样方便和容易。建筑真的可以像人类随心所欲的工具一样吗?显然这是人类对建筑发展的一个要求，但仅仅如此就够了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难，只要看一看当年人们是怎样对待柯布希埃的“住宅是住人的机器”的论点。那么作为建筑的灵魂——思想性与文化性又在哪里呢?有人说现代主义使建筑的灵魂早已出窍，那么我们又去哪里招魂呢?一些文化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从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去找。《大挑战》一书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随着周围形形色色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找到并保持一种人性的平衡力量来理智地处理这个问题。”什么是人性的平衡力量呢?作者认为是“文化或者传统和价值体系”，因为它们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它们帮助你确定你的本体。没有这些精神框架，你就会漂泊不定，无法估计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无法采取恰当的反应。”不断地以高科技为手段追求建筑工具的合理性，是人的价值体系不断提出新要求使然，确切地说，是人物欲的推动。但是高科技在把自然“人工化”的同时，也把人“工具化”，人正在走向自我的迷失——本体的迷失。同时人对现代科技的迷恋和滥用，也对人的物质世界构成威胁。现代主义建筑并没有引导人走进乐园，唯高科技的生物化建筑也将不会是人类的理想家园。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人是价值的创造者，人本身就是价值主体。因此不论是做建筑也好、做其他事情也好，人类的幸福，特别是精神的快乐，应是首要原则。而建筑的灵魂也应从人的价值体系中去寻找，从人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中去寻找，从人的善和美的价值准则中去找，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排斥高新科技在建筑上的应用，而是应对其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正像新人文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然而不是唯一的源泉。无论它多么重要，它却是绝对不充分的。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科学是它的核心，但仅只是核心而已。新人文主义并不排除科学，相反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它将减少把科学知识抛给科学自己的专业所带来的危险，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它将进一步证实人类的统一性，不仅在它的成就上，而且也在它的志向上。由于旧人文主义者的冷淡疏远，也由于某些科学家的狭隘，首先是由于掠夺成性者不知足的贪婪，产生了所谓的‘机械时代’的罪恶，这种‘机械时代’必须消逝。最终代之以‘科学的时代’。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所以未来的建筑应向着人工化与人文化的结合、工具性和思想性结合的方向发展；发展的结果应是建筑的人性化，而不是人的工具化。
作者单位：陈喆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高印武 北京轻环建筑设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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