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伤逝》是鲁迅先生反映知识分子爱情悲剧的唯一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涓生和子君。传统解读总是倾向于分析二者爱情悲剧的原因或是单纯分析它的叙事技巧，却鲜少从“看与被看”的模式进行研究。但是，正如鲁迅的《药》《示众》等小说一样，《伤逝》中也存在着“看与被看”的模式，并有它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涓生 传统社会 隐含作者 看与被看
在《伤逝》中，无论是“叙述者”涓生还是故事人物子君，都处于被看的地位，他们不同于鲁迅其他小说中被看的群体，而分别是启蒙者和富有解放思想的新女性。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伤逝》中的“看与被看”的模式。
一、“叙述者”涓生和子君之间的看与被看
涓生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以两种眼光进行叙述：追忆往事的眼光和经历事件的眼光，不同的叙事眼光使之分裂为两处自我：“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①，与这两种自我对应地产生了叙述自我视角和经验自我视角。文本开头涓生讲述他与子君相处时的会馆环境就属于叙述自我的视角，采用这种视角涓生得以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重新观察已经发生的事情。此时，无论是经历事情的涓生还是子君都处于“叙述自我”涓生的审视下。而在这里，我们将着重对“经验自我”涓生和子君之间的“看与被看”模式进行探讨。
《伤逝》的故事空间并不复杂：会馆和吉兆胡同。随着这两个空间的转换，涓生似乎完成了他身份的转换：从恋人到丈夫。但是，他的内在身份并没有变化，他依旧是一个启蒙者，并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看着子君的一言一行。子君则在涓生目光的聚焦下，逐步从具有解放精神的新时期女性回归到家庭生活中，履行她作为家庭妇女的职责，并最终走向死亡。
在会馆中，涓生对子君的爱恋是富有激情，甚至是充满仰慕的。他时时期待子君的到来，并在子君到来之后，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启蒙思想。他有些心满意足地看着“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当子君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呐喊之后感到狂喜，进而感叹中国女性的可改造性。事实上，涓生想看到的并不是子君，而是她身上的解放思想，是子君在他的启蒙下有无反应。子君与其说是他的恋人，不如说是他启蒙思想的实验品。涓生正是需要这样的实验品，才不至于感到无用和虚无。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叙述自我”的涓生在回忆他向子君求爱是的场景时对子君的反应是不清楚的。这与子君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她却是什么都记得”。在涓生厌倦了温习当时求爱的场面之后，子君只能选择自修旧课。这一切，涓生更是看在眼里，看着子君“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他自然是了解子君对他炽烈的爱，然而于他——一个启蒙者来说，他对这爱并不看重。这个时候，他们各自的理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开始分裂：涓生依旧注意他的启蒙，而子君更想要的是一个温暖的家庭和一份安定的生活。这种分裂在吉兆胡同的生活中愈发明显。
吉兆胡同是两人家庭生活开始和灭亡的地方。共同的生活使他们的空间距离缩短，心理距离却进一步拉长。涓生不用再期待子君的到来，而是一回家就可以看到她。这也寓示着子君已渐渐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而成为涓生的附庸。而涓生在读遍了子君的身体和灵魂之后，也得以用更冷漠的眼光（这种眼光已失去了先前的爱恋成分）看子君对家庭的回归，并生发出许多不满。
尤其是在失业之后，涓生为生计所迫，竟然觉得子君拖累了他，对子君的感情更加冷淡，审视也更加不动声色。他看着子君“变得很怯弱”，“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了”……这与他先前在会馆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产生这种对比的原因，就在于他意识到自己对子君的启蒙失败了，他又进入了生命的虚无中。
为了逃脱心灵的虚无，涓生逃离了他和子君的家，到图书馆寻求安慰，但却适得其反——他的虚无感更加强烈。回到家中面对子君的讨好，他竭力配合，然而“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在看到子君早上罕见的怨色之后，涓生“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也进一步感到子君的新式思想依旧是一个空虚。而再次讲起“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空虚感更加深重。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去年在会馆中，涓生正对子君进行启蒙并且颇有成效，于是他充满希望；而今年在吉兆胡同，他的启蒙宣告失败，他由此陷入绝望。
涓生对子君的最后一次观看，是在他终于说出那句“我已经不爱你了”之后。他看着子君脸色的变化和眼光的游离，无动于衷，逃去图书馆。至此，涓生对子君的观看已经全部结束。
可以说，子君是在涓生的注视下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涓生始终沉浸在启蒙之中，并没有意识到子君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
二、传统社会与涓生·子君的看与被看
涓生与子君虽然冲破了传统社会的束缚，通过自由恋爱走到一起，但是他们的爱情毕竟发生在传统社会中，他们结合后的生活也不能脱离传统社会而存在。事实上，在他们的结合中，传统社会一直以有形或无形的目光观看他们。
在涓生的回忆叙事中，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群人的存在：“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鲇鱼须的老东西”，“房东家的小官太太”，“局长”，“子君的胞叔”，“子君的父亲”，“涓生伯父的同窗”，等等。这些人物没有自己的姓氏、名字，但他们却拥有共同的文化身份——传统社会的代言人。在涓生和子君的恋爱、生活中，这些人时不时跳出来，让他们感到无形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毁灭了他们的生活。
雪花膏等人对他们的观看，是从他们恋爱就开始了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
这种观看，是有形的，是涓生真实感受到的。而更多的目光，是无形的，是传统社会投射在他们心理上的压抑造成的。比如涓生和子君在路上同行时：
“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
此时，传统社会对涓生和子君的观看还仅仅是旁观，并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来妨碍他们的恋爱。而在他们同居之后，传统社会对他们除了旁观以外，更通过其代言人侧身其中，破坏他们的生活。先是子君的胞叔、涓生的朋友和他们断绝了来往，把他们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以后生活的窘迫埋下炸弹。之后是雪花膏向涓生的局长添油加醋地报告，害得涓生丢了工作，两人的生活逐渐陷入绝望。
而对于子君的死亡，传统社会的旁观更是无情，这通过涓生伯父的同窗表现出来。他全都知道涓生与子君的往事，并比涓生更清楚子君的死亡。他似乎一直在等着涓生上门，并用冷漠的话语把这一事实告诉涓生。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传统社会对子君——一个不守妇道的女子生命逝去的不屑，甚至幸灾乐祸。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传统社会的观看，涓生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子君则充满无畏。这是因为涓生作为启蒙者，对自己的信念还不够坚定，自我反省并不深刻。也恰恰说明，知识分子要改造社会，必须从解剖自身开始。
三、“隐含作者”与“叙述者”涓生之间的看与被看
尽管这是一场由涓生和子君共同演绎的“情感事件”，但是相对于“逝者”子君的永远缄默，“生者”涓生获得了理所当然的讲述故事并建构故事的能力，《伤逝》的全部文本正是由涓生的独自的“悔恨和悲哀”以及与之相关的“回忆”“思索”乃至“辩白”建构起来的。作为“叙述者”的涓生一再强调自己的悔恨，他的忏悔和自责很容易使人相信他的说辞，原谅他的过错，并把子君定位为一个不懂体贴、不求上进的女性。然而仔细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在“叙述者”涓生的背后，还有一个隐含作者的存在，涓生正处于隐含作者的观看下。
涓生在文章开头写道：“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他悼念子君的“逝去”，以《伤逝》为名。然而，“中国人对妻子的悼念习惯上称为悼亡，对朋友才用伤逝。子君实际上是涓生的妻子，但没有取得妻子的名分，那个社会并不承认她是他的妻子。”②传统社会不承认子君是涓生的妻子可以理解，但是涓生竟也以子君的朋友自居，可见他非但没有忏悔的诚意，也没有脱去封建思想的束缚。因此，隐含作者一开头就将涓生置于“不可靠的叙述者”的位置上，暗示涓生的“一面之词”并不可信。
涓生在忏悔时，反复强调“我应该永远奉献她我的说谎”，后悔把自己不爱子君的事实告诉她。然而若是不爱子君，他又何以在重回会馆之后，写下“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隐含作者将涓生置于这样的悖论之中，意在讽刺涓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及子君死亡的真正凶手。
涓生为了表现自己的忏悔之深，甚至希望世间有鬼魂的存在，使他得以在子君面前说出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可见，他的忏悔是感性的。但忏悔，从它的本质上来说，却应该是理性的：“忏悔是以真理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③更何况涓生从始至终的身份便是一个启蒙者，他岂能有“世间有鬼魂”这种想法？再者，涓生又写道：“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生路踏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所以，他原本的目的便是在个人情绪的宣泄之后忘掉这些，继续前行。
因此，涓生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这个故事的回忆叙述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中，但是隐含作者在涓生不断的忏悔和乞求宽恕中，将他一次次推向矛盾中，用以证明他的忏悔不够深刻，缺乏力度。而我们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也一步步向隐含作者靠拢，认可隐含作者的看法。
《伤逝》中的“看与被看”的模式，与鲁迅的其他小说不同，它反映的不单单是“看客现象”，也超出了对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范围。它提出了启蒙者该如何启蒙，如何解剖自我与改造社会的问题，有着更广阔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