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文论的命名和使用是一个逐渐自觉的过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才被广泛使用｡中国文论学科发生于20世纪之初,随着中国文学学科的出现而获得了知识建制｡这种知识建制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及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学研究法､文学概论(文学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学科组成了中国文论的历史内涵和当代格局｡这一格局在当代遭遇困境,因此,重新厘定中国文论的基本内涵,并以身份性为基础拓展其理论实践性,由此促进中西文论的多元发展和知识建构,就成为中国文论焕发当代意义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文论学科发生知识格局当代意义
“中国文论在中国的发生与当代意义”是一个悖论性的题目｡因为,中国文论这一称呼不是中国传统固有的,是后来才生根于中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阶段｡这种“在中国”的话语方式透露的是一种现代性观念在另一时空的旅行｡同时,中国文论在中国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文论专属于中国,中国与中国文论具有非此不可的关系,“在”的唯一性表征了中国文论的文化身份｡因此,中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勃兴,有其思想文化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艺学话语中,中国文论是一个异常突出的提法,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其积极意义｡①那么,中国文论如何在中国发生,它在当代语境中究竟体现了哪些思想史的意义,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中国文论的历史命名与出场
作为所指(内容)的中国文论出现很早,先秦即有,但作为能指(称呼)的中国文论出现却很晚,是最近一个世纪的产物｡从中国文论传统而言,文论与诗论､词论､曲论等是同级的,此处的文即文章｡而中国近代以来,广泛使用的“论古文”､“论诗”､“论艺”､“论小说”､“论文学”等已说明,②“论”是较集中明确讨论问题的一种方式,与一般依附作品评点略有不同｡因此,“文论”的源头在于“论文”,因其不断衍生而成“文论”和“中国文论”｡
在专著方面,据笔者掌握资料,第一部冠以“文论”的著作是许文雨编著的《文论讲疏》④,该书收入的文论是地道的中国文论,影响较大｡第一部冠以“中国文论”的著作是程兆雄的《中国文论》(香港鹅湖书屋,1964年),大陆的是彭立勋､曾祖荫的《西方美学与中国文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由此推知,在同西方文论(美学)进行比较时,中国文论就突显了｡第一部冠以“古代文论”的专著是吴调公的《古代文论今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题目中的“古”与“今”透露的是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问题,这是古代文论时间维度的突显｡第一部冠以“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是贾文昭编《中国古代文论类编》(合肥市杏花印刷厂,1982年)｡第一部冠以“文学理论”的著作是李华卿编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9月)｡第一部冠以“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是刘若愚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这一称呼当来自翻译,简称亦可翻译为“中国文论”｡第一部冠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著作是张文勋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在论文方面,较早冠以“文论”的是郭绍虞的《梨洲文论》(载《燕大月刊》第4卷第3期1929年),这一文论也即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文论｡较早冠以“中国文论”的是吕孝龙的《谈谈中国文论的民族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和孙津的《转折线上——估评新时期中国文论》(《中州学刊》,1988年第1期),均比专著“中国文论”晚｡较早冠以“中国古代文论”的是王运熙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载《文汇报》1962年10月20日)｡④较早冠以“文学理论”的是高名凯的《宋濂与方孝儒之文学理论(一)(二)》(载《北平晨报》1935年9月10日､13日)｡较早冠以“中国文学理论”的是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的“道”的问题》(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较严格冠以“中国文学理论”的是蔡钟翔的《评王充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载《文学论集》第2辑1979年)｡较早冠以“古代文论”的是罗根泽的《唐代早期的古代文论》(载《学风》第5卷第8期1935年)｡由于民国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使用频率相当高,“古代文论”的称呼比“中国文学批评”的称呼晚了8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但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更符合中国文论,与陈著不同｡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可以说“中国文论”这一提法是60年代出现､80年代才开始渐有使用,在90年代广泛被学术界所接受,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文论逐渐被用以指代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论,其身份性日益凸显｡9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思路是,古代文论研究者试将中国古代文论称为“中国文论”,从而表现了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动向｡⑤而当代文论界讨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也说明了当代文论对中国身份的诉求｡中国文论虽然历史悠久,但其话语发生却具有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对中国文论发生的历史轨迹加以考察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文论的学术视野与文化立场｡
二､中国文论的学科发生与轨迹
在现代意义上,中国文论必然是一种民族文论,包括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文论遗产和当代文论实践两个方面｡这一称呼与中国哲学､中国艺术等,均表示一种专属于中国这一文化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知识(哲学的､学术的)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基本要素,在全球化时代,体现和表征着中国文化身份和中国文化形象｡因此,从中国着眼,中国文论的确不是古已有之,而是最近一个多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中国文论的确立的前提在于“中国文学”学科的确立｡“中国文学”在1903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已使用,其要求是“练习各体文字”和“考究历代文章名家流派”｡⑥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确立了文学对国民精神和文化身份塑造的重要任务｡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却混杂了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学观念,表现之一是,当时中国文学教育并没有专用文学,而是同时使用词章和文学｡在《钦定中学堂章程》(1902)中设置了“词章”一科,分四个年级｡⑦在《奏定中学堂章程》(1903)中则设置了“中国文学”科,主要讲授作文和文章两个方面｡文学观念的混杂还体现在高等教育中｡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1902)中,高等学堂的课程中,政科设词章,艺科不设词章｡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中,共分七科,文学科列第二｡从全部文学科的七个科目(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文学内涵具有中国传统特色｡⑧可以说,当时的学制制定者是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提炼了文学的内涵,与西方的文学观念还未产生较大的冲突｡
当时教育界对文学研究法的设置不仅缺乏应有的学科意识,而且由于当时弥漫的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制约,使得文学概念呈现混杂状态,对文学的专门探讨也不甚集约｡就文论而言,在《章程》的全部12个中国科目中,涉及中国文论的并非文学研究法一科,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四库集部提要三科均主要涉及中国文论的内容｡历代文章流别侧重的是文本身,《章程》还特意标识,“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篡讲授”,因而历代文章流别即为中国文学史之雏形｡古人论文要言则是侧重“论”本身,并且《章程》非常明确地提出“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 ? 集编为讲义”,可看作后世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前身｡四库集部提要则依循了中国文论的传统话语,比古人论文要言更集中于“集部”｡作为探讨中国文学特殊性的文论,(中国)文学研究法获得大学建制,体现了浓厚的国学色彩和保守主义特征,受到相当的重视,在全部中国文学门的12个中国科目中,“文学研究法”不仅是课时最多的科目(三年每星期合计8个钟点),而且被特意强调为“中国文学研究法”｡
根据《章程》所列“中国文学研究法”内容可知,文学研究法主要侧重于探讨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如中国文字､音韵,经学,中国文学史等),而非探讨文学之普遍性,尽管涉及部分外国内容(即“泰西各国文法”等)｡也即,文学研究法侧重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学及其相关内容,并没有进行文学本身的探讨,如什么是文学这一关键问题｡在章程制定者看来,文学是现成的,是历史上形成的｡当时的文学研究法侧重中国文学,并没有进行文学形而上的探讨(诸如宗经､原道等),而是搁置了这一问题｡其对当今文学的看法尤可注意,“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正与“古以治化为文”成鲜明对比｡词章之文学在《章程》中的被强调已是文学观进步之重要一环,它已经退去了原有的“文学治化论”的影响,这一进步应予以历史的肯定｡甚至可以说,正是从治化到词章的转变,才为从词章到文学(艺术性)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当然,词章的文学仍然是不彻底的,词章之学是关于世运之升降的,而与个人的关系则没有被强调｡正是在这种形式上是词章,内容上是世运的基础上,当时的文学观念处理的主要是文学表层和外部,即语言和世界,文学最本质的情感､审美､艺术等还未特别加以注意｡
1913 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规定,在除国文学类(设置的依然是“文学研究法”)外,其他各文学类及言语学类下设置了“文学概论”课程｡据有关资料显示,这是“文学概论”第一次明确在中国出现｡问题在于,为什么国文学类设置了“文学研究法”,而其他文学类与言语学类却设置了“文学概论”?有学者分析认为,这表明当时国学重镇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科对外来之文学理论仍存疑虑｡⑨与这种“疑虑说”不同,还有学者认为是不同权力集团(传统派与新派)争夺的体现｡在文学革命前,传统的桐城派占据北京大学课堂,文学革命之时(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策略恰恰是间接打击了守旧派),新学几乎全面占有北大课堂,1917年,北大中文系开设文学概论｡10尽管“疑虑说”和“权力争夺说”有其道理,但二者其实都回避了一个根本的学科问题,因为,此时的文学概论并非西学性质,而是“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之类”,11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相通,说明当时对文学概论并非完全理解为西学｡从另一方面而言,哲学概论､美学概论是更为典型的西学,但文学门都设置(梵文学类例外)了｡这一情况在哲学门中国哲学类有相似体现,即中国哲学类无哲学概论科目,却有西洋哲学概论,西方哲学类无哲学概论科目,却有中国哲学概论科目｡以此推考国文学类不设文学概论,大致可以说,国文学类无设文学概论之必要,而并非故意不设,否则难以解释同样是西学的“美学概论”为何设置在国文学内的问题｡
大致而言,在1903年左右,中国文学科目已经设置,但以词章学为主｡中国文论的雏形杂多,主要有文学研究法､古人论文要言等,多侧重中国传统文学,而其他文学门暂未设任何文论性质的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1910年代,文学概论出场,中国文学研究法逐渐退隐,其余续延至20世纪30年代｡
三､中国文论的知识格局及其后果
在经过20世纪初的混沌期之后,中国文论的分化日益明显｡但文学概论取代文学研究法的一个过渡在于文学概论与中国文学批评或中国文论的混合状态,也即,在形式上文学概论取代了文学研究法,但在实质内容上,文学概论所指仍具有中国文论性质｡
然而,这一状况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30年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心雕龙》等再也无法栖居于“文学概论”的名义下,而是逐渐被放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名义下｡在我看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大规模出现是文学概论彻底学理化的关键,因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未建立之前,传统的文论还可以栖居在文学概论之内,但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对传统文论的整合归并,文学概论才得以瘦身成为专门讨论文学基本问题的科目｡
据资料显示,北京大学从1917年到1919年之间无人教授文学概论,真正由中国人进行文学概论的讲授是在1920年｡12在这一年,周作人与梅光迪分别在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文学概论｡13尽管梅光迪的文学概论采用的是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但在整个20年代,文学概论课的内容都与中国传统文论关系较密切,而不是分立的｡
在北京大学,1921年至1922年度,文学概论未开设｡1922年至1924两个年度开设文学概论课,由张凤举讲授,其多涉一般文心之内容､文字学及诗名著选和文名著选等,传统印记浓厚｡在1925年,文学概论被列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基础必修课｡141920年代是文学概论的发轫期,第一批文学概论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文学概论的性质乃是探讨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性和规定性,是科学思维的体现｡之所以在20年代初期涌现如此多的文学概论,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铺垫｡
1931年,北京大学文学概论由徐祖正讲授,课程目的:“本学科先从文学论本身之源流,然后将历代关于诗歌､戏曲､小说等内容形式之发生嬗变的理论,作一系统的叙述｡俾修习此科者能获得纯文学之正确观念,教授法除指定参考书及随时演习印发单张外,概用口授笔记行之”(《民国20年度课程指导书·B类分类必修科目》)｡对比20年代和30年代,傅莹认为文学概论始在30年代才具有现代意识(“纯文学之正确概念”),应是符合实际的｡15
与此同时,中国文学批评学科也随后确立,其在中国文学学科中的地位强于文学概论｡这与现实中的文学概论的著述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北京大学中文系对文学概论的态度在1934年发生了变化,文学概论在当年消失了,而增加了“中国文学批评”｡161934至1937三个年度中,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由郑奠讲授,未开设文学概论｡而1934年郭绍虞､方孝岳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同年出版,这似乎并非一种巧合｡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大学(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里开设,确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中国传统文论从文学概论中的分离,并对后者形成冲击｡
在30年代,文学概论在20年代的强势地位被新出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所取代,可以说文学概论在30年代遭受冷遇｡40年代之后,文学概论和中国文学批评的分立更为明显,奠定了此后的学科升降格局｡西南联大时期文学概论的开设同样不稳定｡1937至1946年的9个年度中,中文系竟有7个年度(1937至1942年､1943至1945年)未开设文论(指文学概论)课,1942年至1943年度才有杨振生在中国文学系开始文学概论课｡1943至1944年,李广田在师范学院国文系及初级部国文课开设文学概论课｡1945至1946年,李广田始在中文系开始文学概论课｡
在西南联大时期,除去文学概论课之外,文学批评课的开设远多于文学概论,且课时较多,师资雄厚｡17在当时,中文系文学概论课(1945年度)“注重文学基本原理之探讨,如文学之发生与发展,文学之特质与界说,文学之创作,欣赏与批评,并兼及文学之时代任务等问题｡在理论方面,大致中外兼采,而举例则尽可能的引用中国作品｡”可见,此时的文学概论即为文学原理之论,与今日所言之文学理论已无太大区别,但特殊的地方在于“多引用中国作品”,似仍保留了部分传统印记｡同年度由朱自清开设的文学批评“探究中国诗文[批]评之问题,分言志与载道､文笔､模拟､品目四项讨论｡”这基本属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但西南联大均无此称呼,而是“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朱自清,1938-1939年度)､“中国文学批评”(刘文典,1940-1941年度)｡18
在194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文艺学”课程开设,以“研究文艺理论,解决文艺上的各种问题｡”19但实际上开设的依然是“文学概论”,并开始倾向于社会学视角｡此后随着苏联文艺学专家的讲学,文艺学在全国各个文科院所开展｡文艺学的重要性被空前地突出了出来｡文艺学成为国家教育体制率先需要改造的学科,并且成为统领整个文学学科的基础学科｡同时,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三大主要课程)在大学文学系科也获得了建制｡
从中国文论在中国学科中的轨迹来看,20世纪初期是传统的词章学,文论也多侧重中国传统文论｡从1917年开始,文学概论成为文论的核心,而直到20世纪30､40年代,文学概论才被定位为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探讨,退去了原有的中国文论内容｡其主要背景在于中国文论转换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并获得繁荣｡中国文学批评学科的强势地位使得文学概论的地位下降｡20于是,文学概论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学科,这一趋势在现代同样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增多,文学概论的内容越来越多｡在20世纪中期,借对苏联“文学学”的翻译,“文艺学”取代文学概论的主导地位,成为文论的主流方式｡进入80年代以后,文学概论进一步退隐,“文艺学”进一步学科建制化,而“文学理论”和“文艺理论”大规模出现,并成为当今主导的文论形态｡
同时,这种状况也导致传统中国文论无法直接进入文学概论(文学理论),在当代暴露了重大的理论困境:中国古代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难以有效进入当代文论(文学理论),中国文论难以成为一种兼顾民族特殊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世性的文论话语,最后,中国文论难以应对纷至沓来的各类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及批评理论与文化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研究界先后遭遇古代文论转换(古今)､中国文论失语(中西)､中国文艺学学科反思(方法论)､文学与文学理论终结(文化研究语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与中国文论的理论创新与文化身份紧密相关｡因此,中国文论如何在当代焕发其独有的思想文化意义就显得日益突出｡
四､“中国文论”的话语内涵与其当代意义
考察中国文论的历史发生不是去单纯温习历史,而是发现其背后的思想史脉络｡今天中国文论这一称呼必须回溯历史才可能意识到它的危机｡在我看来,中国文论之所以处于危机之中,主要原因在于对以下三个层次上的关系处理失当:中国文论无法有效兼容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现当代文论,其结果就是中国现当代文论日益远离中国传统文论;中国文论无法有效兼顾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其结果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直无法获得其应有的理论合法性,而仅仅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原材料,形上与形下关系紧张;中国文论难以有效应对西方文论特别是批评理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文化身份性使其在遭遇西方文论时因难以沟通而成独语,而中国现当代文论又多直接移植西方,成为混杂物,其结果便是中国文论或者太过中国化,或者太过西方化,真正具有当代性和中国性的中国文论建设依然不足｡
中国文论在经历了历史的潜行之后跃然于历史地表,成为当代文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这在于中国文论自觉意识的彰显｡实际上,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论脱胎于中国文学学科,随着学科的分化而演化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学理论,二者不但是古今之争,也是中西之争,还涉及形上与形下之争｡因此,如果对以上诸多问题处理失当,那么作为一个统一的称呼,中国文论就可能面临自身消解的危险｡为此就需要对中国文论的内涵加以清晰的厘定｡大致而言,中国文论主要包含以下五层含义｡
第一层是从民族性着眼,指专属于中国的中国文论(或国学文论),为西方所无,即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止于清末｡21在这一层次上,文论即中国文论,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一种知识和思想成果｡
第二层是从语言上着眼,中西关于语言､写作､修辞､文体等的一般性论述或评论,可称为“文(艺)之论/学”,中国一般称其为文章学､写作学等,包括了对“艺”(技)的强调｡在这一层次上,文论是对写作学､文(辞)章学､修辞学､文体学等的总称｡这个意义上的文论中西皆有｡22
第三层是从艺术性着眼的“文学(艺术)之论/学”, 在这一层次上,文论特指对特定意义上的文学的论述､研究,较准确的称法是文学论､文艺论等｡由于部分学者认为“文学”专指西方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与民族国家等关系密切的一门艺术,23与现代性､审美､艺术自律等关系密切,而“论”或属于杂论性质或属于专论性质,并不一定指严格意义上的成系统的理论｡这一层严格说是现代性构造的产物,是随着现代美学､艺术､哲学等的建立而出现的,在中国语境中原是没有的,后来随着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也具有了一定的中国的“文学之论”的内容｡
第四层是从艺术性和理论性着眼的“文学理论”(或文学学､文艺学､文艺理论等),其源头是“文学概论”｡文学理论是20世纪才大规模出现的一种称呼｡只有在这一层次上,文论才是文学理论的简称｡第四层次上的文学理论主要是指对文学或文学某一方面做系统全面考察的理论探索,尤其表现在学科建制中(文艺学)｡这一层次上的文论是一种元文论,比如认识论､反映论､存在论､审美论等,试图从根本上理解文学,但这种方式有本质主义的嫌疑,需统合考虑,这一层次在中国开展最充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西方由于受到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冲击,对终极定义保持距离,对文学本质论探讨大为减弱｡
第五层是从文化和方法论着眼的批评理论,特别是20世纪早期以来出现在西方批评理论｡中国没有这样的批评理论,而是不断接受西方的各个批评理论流派｡严格上只能说“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不宜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或可称为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也即西方文论研究)｡这一层次上的文论(批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泛化为各类文化理论,但文论并不一般地包括文化理论,只是包括了与文学紧密相关的文化理论,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理论可以称为“文化诗学”或者“文化文论”｡
由以上五个层次可知,文论的内涵是不断叠加和推进,而不是凝固封闭的｡回顾中国文论的百年历程,从世纪初的文学研究法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概论从混沌不明到两水分流,并在流淌的过程中不断接纳新的水源——中国现代文论和当代文论实践,随着20世纪90年代文论民族话语兴起,中国文论进一步“问题化”,成为一个需要总体反思和对待的主题,因为其病根在于文论的累积性､推进性被学科知识的分立､隔阂所阻滞,使得中国文论缺乏知识融贯性,理论增长疲软,话语流派性匮乏,多元文论局面未能出现｡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文论这一提法本身就是面对危机的反应,历史反思与着眼未来的思考是这种反应的两个维度｡虽然“中国文论”本身可能具有民族主义的嫌疑,但其理论勇气是可贵的,其背后的文化自觉乃至文化自信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也需深刻意识到中国文论本身的内在困境和张力结构,因为,尽管中国文论是一个美好的称呼,但如果忽视了中国文论仍需广泛的内容积累和深厚的地基拓展,那么这一称呼本身就可能会由于过于空洞宽泛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到｡
中国文论确已在中国,而且属于中国,但是就“中国文论”的思想意义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命名,而是对现实的强调和对国际文化思潮的关注,由此进一步促发中国文论的内部的平行互动和上下沟通以及中西文论的良性对话｡属于中国文论的几大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现当代文论､文学概论等)不能故步自封,而应着眼于中国文论的整体性价值进行有效的对接和融合,以统一而多元的风貌回应西方文论,中国文论也由此超越中国身份本身,而具有了中西文论对话和新文论融合创建的实践价值和多元生态意义｡
注释:
①根据中国期刊网全文检索系统,截止2007年标题中冠以“中国文论”的论文,共200篇,发表于90年代以后的达198篇,而其中2000年以后的更多达157篇｡
②早在魏晋,曹丕就在其《典论·论文》中使用了“论文”这一提法,说明“文论”的汉语称呼来自文化本身,而非译自国外｡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之简称的文论则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
③许文雨:《文论讲疏》,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1月初版,另一部“文论”是程会昌编的《文论要诠》(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此书于1962年在香港太平书局再版过)｡
④以上参阅罗宗强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和蒋述卓等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所附目录｡
⑤胡晓明:《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陈伯海:《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21世纪古文论研究的断想》,《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⑥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62-569页｡
⑦第一年“作记事文”,第二年“作说理文”,第三年“学章奏传记诸体文”,第四年“学词赋诗歌诸体文”｡可以看出,前三年属于应用文阶段,最后一年才涉及文学本身｡词章一科兼及文章学和文学两个方面｡
⑧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46页｡
⑨孟登迎:《中国文学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变及其难题——以清末民初“文学科”设立为中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0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1《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改定课程一览》(1917)之(甲)“大学文科本科课程”,见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121918年,中文系一年级开设“中国文学概论”,由黄侃讲授｡
13古风:《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14马越:《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 1910-199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15傅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理论的发轫及检讨》,《文艺报》,2001年4月3日第3版｡
16毛庆耆等:《百年中国文艺理论教程》,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7中文系的文学批评由朱自清､刘文典讲授,外文系的文学批评由叶公超､陈铨､钱学熙､杨业治讲授｡
18以上参阅张思敬等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三 教学､科研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415页｡
19马越:《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 1910-199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201940年9月20日,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科目表中必修课无文学概论｡整个民国时期,文学概论课在大学中的地位并不稳固,一般而言必修课很少,多数为选修课,或者根本就未开设,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参阅毛庆耆等著:《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4页｡
21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论对应的英文或可译作Chinese Wen Lun｡在中国文论中,狭义的文是在文笔之辨､诗文之辨中呈现的,可以与诗､词､曲等并立,广义之文是弥论群言(刘勰《文心雕龙》),可涵括诗､词､曲等｡广义的文与艺相近,诗词歌赋均可称为艺｡
22至今西方的某些词典中literature也不完全就对应于文学,而是包括了所有的文献､文字记载等｡
23[美]米勒:《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