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方造纸、印刷技术及设备的传入，西方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兴起，传统出版业开始走向近代化、机械化、规模化。传统出版业与近代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官书局出版业、民营出版业互为促进，有力促进了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 中国 传统出版业 西方印刷技术 传教士出版业 洋务派出版业 官书局出版业 民营出版业 出版业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G 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09)02-0079-04
1902年，梁启超曾将“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概括为晚清三大文化现象。［1］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科技成就与列强的坚船利炮相携而来，随着“西学东渐”浪潮滚滚而来，西方机器文明开始进入我国的出版领域。在物质技术进步的同时，西学先进思想与国内变革思潮的深入影响也使传统出版物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出版业自19世纪中叶开始了其近代化进程。
一、西方印刷技术、设备的传入和传统印刷业的近代化
印刷技术之革新关系着出版业发展进程和文明传播程度，乃至国势强弱。诚如1902年《大陆报》中一则广告所言：“自欧洲印刷机器之学兴，世界文明生一大变革。由是观之，机器印刷之关系其重大可知也。中国近时渐有用机器印刷者，然简陋者多，精美者少，未足以为组织文明之具也。夫印刷之巧拙，即代表其国文明程度之阶级。泰西诸国注意于印刷之改良，倍加郑重，故所成之图画书籍精工无匹，而出版愈多，文明之程度愈增，国势亦因之以强。”［2］中国传统出版的印刷手段，沿袭古老的雕版印刷方式。伴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机器印刷业开始传入中国。西方印刷技术与中国方块汉字相结合，结束了沿用千年的传统雕版技术和简单的手工印刷操作。19世纪中叶，近代早期出版家王韬在英商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里所见印刷技术是“以活字版机器印书”“车床以牛曳之”。［3］并引用文人孙次公的诗表达其惊羡之情：“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4］近代湖南知名人士郭嵩焘观墨海书馆印刷情形后则感叹：“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5］这在当时属于最先进的印刷生产力。此后，随着传教士出版业、洋务派出版业和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兴起与推进，中国近代印刷技术得到进一步革新，出现了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以及铅活字排版法、石印技术、新式转筒机等，大大改进和提升了印刷生产力。近代民营出版业大亨——商务印书馆几乎每年都有印刷技术改进的措施。据商务印书馆的创业者回忆，“自与日人合股后，于印刷技术方面确实得到不少的帮助。铜版雕刻、黄杨木雕刻、五色彩印，日本都有技师派来传授。”［6］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推广，促进了近代出版业的繁荣，也扩大了对输入洋纸和制造洋纸的技术需求。中国传统线装书一般是单面印刷的，纸质粗糙，难以适应近代出版业发展形势需要，而西洋纸比中国传统纸更具优点。近代较早的报纸之一《上海新报》便采用瑞典纸两面印刷。［7］“各国纸输于我国乃成一竞争之业”,“几供全国之用，故其数甚巨”。［8］据李泽彰先生统计：洋纸的输入在1902年为260余万两，到1911年，9年间增长1倍以上，为560余万两。［9］总之，新式机器印刷文明和造纸技术为中国出版业的近代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二、近代西方传教士出版业的东渐与兴盛
中国传统出版业不仅印刷技术落后，而且出版物内容也多局限于几千年流衍而来的经史子集、圣贤经典、占卜星象，以及民间坊刻的戏曲唱本及“笔墨空灵，寓缠绵于庄敬之中，引怪异于伦常之内”“忠教慈爱、悱恻动人”之类的“奇书”。［10］近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出版物内容和载体，以传播西学，促进社会变革。于是，西方传教士的教会出版业在近代中国应运而生，并占据近代中国出版的大半壁河山，成为新的出版主体之一。在1840年以前，基督教在华出版机构主要有：广州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出版社（1831年底至1832年初创建）和广州中国益智学会（1834年创建）两家。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仅西方基督教出版机构就有39家先后成立，另有10余家天主教出版机构，并且遍布全国各地。［11］比较知名的译书和出版机构主要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西方传教士以翻译、出版图书和报刊为手段，目的是宣扬西方宗教和社会制度，在精神文化领域教化中国人民，最终实现其殖民统治。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曾指出：“为了使公教原则深入于中国社会，单有书籍的出版当然不够，还须使那些出版物确能到达教外人手中而得他们的阅读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在书籍的推广方面下工夫，连公教报纸与杂志也一并在内。”［12］在19世纪40—9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中，外国人先后在华创办了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我国同时期报刊的95%。［13］
西方传教士出版机构的特点主要有：一是遍布全国，以上海最为集中。“中国近数年来，各处教会之中，书报机关，渐次林立，沪上一隅，尤较各省为盛”；［14］ 二是一般都有国内外教会团体资助。“其营业是亏本的，所以每年要取宣教会津贴、房租与投资方面的利息来弥补”；［15］三是不少教会出版机构兼办杂志和报纸。比如，上海美华书馆在出版图书的同时，还印刷两种销量很大的中文报刊《通问报》和《福幼报》。此外还为各宣教会、教育机构和其他组织出版不下10种英语刊物，如《教务杂志》《中华医学杂志》等；四是出版范围广泛，不仅仅限于宗教刊物，还包括介绍西方科技和文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读物，而且随着局势变迁，后者的内容日益增多。据熊月之先生统计，1810—1842年，新教传教士的译述中，属于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的，只有32种，占总出版物138种的23%。［16］到1875年时，林乐知创办《万国公报》即宣称：“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书刊。”［17］1876年，上海格致书院创办的刊物《格致汇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编），其主要内容为介绍西方科学新知、国人发明创造及新闻等，为传播科学知识、交流技术工艺作出了贡献。1877年，传教士创设的上海益知书会也主要出版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植物等各类教科书。由此可见，随着印刷设备与技术的进步和出版物内容的更新，西方传教士无意中充当了中国出版业近代化的媒介。
三、近代官书局出版业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以后，以“求富求强”相标榜，力倡“采西学制洋器”的洋务运动渐兴。开设学堂，训练科技人才，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翻译出版西方图书报刊，成了洋务派办“洋务”的主要内容。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上海、广州、新疆、台湾、湖北、湖南等地相继设立了类似同文馆的学堂或学馆。当时，京师同文馆有印刷机7部，活字4套，所译的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自然、自然地理、药物学、外交指南等著作，多由同文馆印书处印刷发行，并免费分发给全国官吏。1865年，曾国藩等人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聘中外学人，专事翻译。局内又设刊版印书之处，该处“原为小屋，然刊书一事渐大，故其屋亦增广。内有三十余人，或刊版，或刷印，或装订，而一人董理，又一人董理售书之事，另有三四人抄写各书。”［18］1871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始出版图书。据曾在该馆任翻译的傅兰雅统计，1871—1880年，翻译馆出版图书98种，计235本;另译出尚未刊行者有45部，计124本；尚未译全之书13部，内略有34本已译成。从1871年到1879年6月，共销售图书31111部，计83454本。又已刻成地图与海道图共27张，共销售出4774张。［19］其出版和发行规模可见一斑。同时，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出版人才群体，该馆先后聘请做翻译的外国专家有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秀耀春等，美国人玛高雅、林乐知、金楷理、卫理等，日本人藤田秀八等，以及中国科学家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贾步伟、赵元益等，这些科学家群体主要以中外合作的方式从事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活动。［20］
作为晚清洋务派所办的出版机构——官书局，其刻书目的在于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典籍，培养封建人才，维护封建统治。1863年，湘军攻下安庆后不久，曾国藩设立安庆书局，次年迁南京，1868年改为金陵书局，后易名江南书局。1869年江苏学政鲍源深奏折上达后，清廷即刻批复：“著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补购，并将列圣御篡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①江南书局刻书较多，据江澄波先生统计，该局刻书共56种，2776卷，690册。②1865年李鸿章于苏州设江苏官书局，曾一度置备铅字印刷机，排印铅字本。该局刻书206种，5047卷，1632册。③此后，江苏扬州设立淮南官书局，南京设立江宁聚珍书局和江楚编译局，杭州设立浙江书局，湖北设有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湖南设有思贤书局，四川设有成都书局，还有贵州书局、云南书局、福州书局、山西书局、济南皇华书局、安徽敷文书局，等等。晚清官书局的特点：一是集中了又一批人才，校勘矜慎，加工精细，出版物版本质量高。比如，曾国荃刻《王船山遗书》时，文人学者，辐辏安庆，从事校刊。这批学者包括张文虎、刘毓松、李善兰、曹耀湘等20余位；二是重视发行，有自己的发行部门，刻好版后成批印刷发售。比如，浙江官书局的书目写明“官书坊发售”（一般官书局发行部门不带“官”字）。与以前官刻不同的是，晚清的官书局更多是一种经营活动，刻印的图书多不再赠送，而是印书销售盈利；三是根据纸张和印刷成本等明码实价，物有所值。比如，湖北官书处书目定价，写明章程、套书册数、纸张类型、定价等，而且定价不随意，连零头也不少。如该局所刻的《楚辞辩证》，竹连纸每部制钱51文，而不是50文。［21］
四、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及其特点
中国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批富于出版理想和社会责任的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其特点：一是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为手段，追逐商业利润；二是出版者具有文化理想和社会责任，其出版物对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有明显推动作用；三是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事民营出版。晚清后期，随着“西学东渐”、维新思潮和社会改良主义的勃兴，新式民营出版业逐渐成长为出版文化主体阵营的生力军，引领出版潮流。
与教会出版业、洋务派出版业和官书局不同，近代民营出版家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首先以营利为目的。为赚取更多利润，在出书的内容上便更接近时代思潮，或通俗实用，或有益生活，或增长社会见闻；在技术上采用最新式印刷技术和装订手段，客观上促进了机器印刷和机器装订的进步，使出版物从内容到物质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873年，王韬与黄胜等人集资在香港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循环日报》，系我国近代第一家民营出版机构。19世纪西方铅印和石印技术被引入中国后率先在民营出版企业——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874年设立，由法国人翁相公和华人邱子昂主持）中得到使用。1872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创立申报馆，除办《申报》和出版图书外，还办印刷厂和发行部，搞多种经营。《申报》获利后，美查于1879年开办点石斋石印书局，购置石印设备，印刷《康熙字典》、中英文合璧的《四书》等，创办《点石斋画报》，大获利后，国人纷纷开办民营石印出版业。1881—1882年间，上海先后成立了拜石山房、同文书局、中西五彩书局、鸿文书局等。这些书局的创业资本与当时其他行业相比并不算少，规模也不小。［2２］比如，1882年，粤人徐润在上海设立同文书局，创办资本3万两，开创初期备有石印机12架，雇工500人，专事翻印《康熙字典》《子史精华》《二十四史》等古籍，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石印民营企业。1890年，清政府让同文书局影印100部古代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894年告成，并新增《考证》24册。④民营出版企业的设备也很先进，1887年，著名藏书家李盛铎设立的蜚英馆就有火轮机十数架，内部分工很细，设有总账房及总校、抄书、裱书、画格、描写、绘图、磨石、积书、装订等处和照相房、印机房、校书房，印刷设备实现了机械化，并大量印行古籍和科举用书。
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基于：一方面，民营出版业的规模、资本、机器设备等为其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多种经营和扎堆营业（同业地址相近）的聚合效应也为民营出版业崛起奠定了基础。比如，近代上海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有报馆街、书店街。报馆街当时是望平街（今山东路）。自1872年在望平街创办了《申报》后，这条北起大马路（今南京路）、南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全长不过200米的马路上便有了《新闻报》（1893年创办）、《时务报》（1896年创办）、《时报》（1904年创办）。［23］此外，还有其他大小报纸几十种。该街既有租界的政治庇护，又处于商业和金融业中心地带，还有书店街相比邻，成为民营媒体中心。再者，整个上海浓郁的商业氛围也为民营出版的商业化提供了环境基础，加速了近代民营出版资本主义化进程。近代上海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出版同业组织，如上海书业公所、上海书业商会、上海书业商民协会和上海新书业公会等名目，这些民间组织为资本主义民营出版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如调解业内纠纷、与外国出版商谈判、代表出版界请愿要求修改出版法等，维护民营出版业的良性竞争和有序发展。［24］
在民营出版业中，维新派出版家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群体在清末异军突起，传播先进思想文化，领时代风骚。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创资产阶级维新派第一家报纸——《万国公报》，以办刊办报为手段图变法自强。同年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次年出版《强学报》，不久被禁。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又办《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同时出版《西学书目表》（梁启超著）《公车上书记》（康有为著）等书籍。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出版翻译之作和国人著述。同年，康有为、梁启超、何穗田、康广仁等人在澳门办《知新报》，把维新思潮引燃到华南地区。在华中地区，维新志士谭嗣同、江标等人在长沙办《湘学新报》《湘报》；严复则在天津办《国闻报》，等等。维新变法是在光绪帝的支持下，以办报办刊为主要途径进行的。1898年，光绪帝下“衣带诏“至康有为：“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褚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京，不可延误……”［25］尽管后来维新变法失败了，但由维新群体精英滥觞的时代思潮，使中国社会在更完整的意义上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文化责任意识和办刊办报、政治“立言”、出版救国的新内容、新形式，使中国出版业真正步入了近代化时代。
中国第一民营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诞生，是中国出版业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1897年2月，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等人出资3750元，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出版《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行销甚广。后张元济、王云五等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辑15年，使商务事业蒸蒸日上。商务印书馆的兴起原因主要有：一是维新思潮与文化革新的时代大背景使其应运而生；二是上海大商埠资本主义出版业的兴盛和资本主义出版经营方式为其提供“地利”之便；三是一批具有出版理想和文化责任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加盟使其有了腾飞的翅膀。商务创始人夏瑞芳和早期骨干编辑杜亚泉曾说：“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蹱于商务印书馆。”［26］出版救国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在当时愈加明显。蔡元培言：“若乃杂志之发行，实在提倡实业，发展学术，幸道德诚足以抒救国之热忱。”［27］人才是出版事业的最大资本，近代商务出版领袖多精于用人才之道。夏瑞芳被人称赞为“头脑灵敏，性情恳挚，能识人，能用人，实为一不可多得的人材。”［28］张元济办出版的主要人才思想是仗群才和推陈出新的动态人才观，这种重视人才的思想使商务出现了近代出版业中最大的一批出版人才群体。同时，商务印书馆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更成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一个典范。［29］1912年后起的中华书局，堪与商务并称为近代出版“双子星座”。这家以出版教科书和古籍读物为主的出版大鳄，在近代杰出出版家陆费逵的带领下，巍然鹊起。其繁荣之象堪与近代商务印书馆相媲美。
注释：
①同治六年五月初六上谕．清实录•穆宗皇帝实录(卷二0二)［M］．1867.
②③江澄波．晚清江苏三大官书局［J］．江苏出版史志．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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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JIANG Ling
（School of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apermaking , printing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in modern times, western missionaries began to set up printing business in China whil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rinting industry began to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modernization, mechanization, and scalization .Mutually promoted were the traditional printing and the publishing by Westernization Group andprivate Entrepreneurs, bringing to a flourishingand modern Chinese publishing community at that time.
Key words: China; tradi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western printing technology; publishing busines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publishing by Westernization Group; government publising entrepreneurs; private publishing entrepreneurs; modernization of publishing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庞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