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增植是学问大家、书法宗师，在他去世前——1922年11月20日的午后，曾撰有两副七言对联，分别书于五尺对开的单宣和白冷金笺上，数小时后——也就是这一天的傍晚，他突然发病，第二天凌晨就驾鹤西去了。两副对联分别为：“岑碣熊铭入甄选，金砂绣段助裁纰”、“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前一副署双款：“宝生仁兄属”、“寐叟”，钤“沈增植印”、“海日楼”两枚白文方印，后一副未署款。这些在相关文献中均有记载。
显然后一副是沈增植尚未完成的作品。晚年的沈增植身体不好，据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所言，“乙老（沈增植号乙庵）患疟愈后，今日又苦小便不通，且不能睡，经西医用手术三次，乃得畅行。”他经常便秘，心脏、血压、前列腺等大约也患有疾病，以至在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康有为赠诗沈增植时有“君既延龄度苦厄，予将饮酒观我生”之句，其中“延龄”二字就是藉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历官多任的江西提学林开暮（字贻书）曾经测命沈增植命止七十二而言，如今年逾七三，又度新岁，便是“延龄”。沈增植去世前三四个月，因为久日未便，腹胀难忍，在一次大便时用力过猛阻塞了尿路，让他吃尽苦头，最后以皮管导尿才暂缓了苦痛（据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不过在作这两副对联时，他的身体状况尚可，前一天晚上更是睡眠极佳，还白云有好梦相伴，第二天清晨早早就起床了。所以撰联时沈增植平静如常，以学论艺，用典蕴藉，措辞舒缓而隽永，作书法则视己若无，结字行笔任由心画。检索沈增植作品，所作无论自存馈人都是署款的，没有署款，是因为尚未确定对联是自存还是馈人，恰恰说明这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大限将至。两副对联均为行书，前一副略参草意，后一副兼写楷笔，都是从心之作。当年曾熙品评沈增植书法时曾有“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句，可谓一语射的，说得妙极了。沈增植去世后，其子沈慈护不忍将父亲的绝笔之作移为他属，故没有将署有双款那副对联交给“宝生”，而是留在了“海日楼”（沈增植斋号）中。之后，两副对联艺海沉浮，时隐时显，鲜为人知。
2009年10月西泠拍卖在上海征集拍品一位女士持沈增植行书对联送拍，正是署有“宝生仁兄”上款这一副。其实一年前该女士也曾送拍过这副对联，当时因为底价未合没有达成协议。原装旧裱，圈档满跋，共计19家22题（其中王遽常三跋），盛沅、高振霄、叶恭绰、沈金鉴、马一浮、谢无量，王遽常等晚清进士学人、高官名流、以及沈增植的学生弟子都在其中。题跋历时30余年完成，是应沈慈护相邀所题，但是有两条题跋例外，为什么？因为这副对联曾经从沈家佚失。1940年，上海华丰银行董事长、南社成员陈家栋偶然在书肆中发现了这副对联并且将它买下，他珍而宝之，邀人同赏，其中就有沈增植的学生杨复康和著名学者、同为南社成员的胡朴安。杨、胡赞叹之余都认为此联既为沈增植易箦（箦，读Ze，意为竹席床第；易箦，代指人逝世）前的绝笔，是沈家的传家之宝，当归海日楼后人收藏。这也正是陈家栋的心愿，可以说不谋而合，于是陈家栋和胡朴安分别将经过跋于其上，因为不认识沈慈护，就托人辗转，玉成此事。
另一副就不得而知了。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加以介绍，并且对那一副不知所踪的对联发了感叹，说实话，当时在我的心里，那副对联是没有希望了。没想到短文刊出不久，我收到了一位男士从台湾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我，那副对联还在世上，并且完好如初，就在他的手上！真是让人喜出望外，我请对方赐我相关资料，对方欣然允诺，不久我就收到了这副对联的大幅照片。（下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