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自身的记忆支配（we are what we remember），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老生常谈之语，但它仍能深刻地说明 “历史” 的现实意义。如蚕织茧，让自己生活其间，我们也创作及相信 “历史”，让自己沉浸在 “历史” 所建构的世界里。对周遭发生的事，我们或感到哀怒，或奋臂疾呼力争，或抛头颅、洒热血；无论如何，历史记忆为我们塑造一个世界，并为我们在其间安排一种特定的身份认同与位置。我们成为中华民族中的汉族或少数民族，台湾人或美国华裔族群，成为科技业精英或深圳打工族，这些都发生在社会记忆建构的世界中，让我们成为记忆的玩偶，言行举止皆让此世界更 “真实”。
这并非是说，我们所处的世界与社会现实不美好，而是，我们缺乏认识这世界及其社会现实的能力。我们所知及所关心的 “历史”，便是社会记忆的一种形式内涵。学者们争论历史事实，解构历史事实，建立新的史观（以某种立场选择性建构及诠释历史），都经常受到自身的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身份认同与社会现实的影响。这些身份认同来自于社会中流行的典范历史；陷于如此循环中，我们如何可能深入认识这世界？
以近代普世性的民族与国家认同来说，各个国家都通过各种方式（国民历史教育只是其中之一）建构及传播典范历史知识，以历史记忆（国族历史）打造爱国﹑爱民族，并愿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与尊严而行动的个人。然而，这样的 “历史” 及以此打造的国民或民族成员，经常与由另一些 “历史” 塑造的他国或他族之人产生敌对与冲突；东亚地区中﹑韩﹑日三国间的 “历史” 战争，便是其中的显例。在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中，如中国，典范历史记忆更造成国民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和两难困境。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诸多的国际政治纷扰，包括前述中﹑日﹑韩三国间因历史产生的敌意，使得解构民族主义成为历史学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风尚。被解构的主要对象便是 “历史”：后现代史学告诉人们，“你所相信的历史是近代民族主义下的想象与建构”，以此解构人们的国族认同。然而如此学术风潮，常流为学者各据其国家与文化认同立场而相互解构。因此问题仍在于，学者自身之认同受其历史记忆影响，以至于轻率地解构“他者”之国家与民族认同，更无法提供理想的政治社会蓝图。
那么，我们是否可能建立一种历史知识体系，不必否定或破坏人们的国家与民族认同，但让人们从刻板的身份认同中解放出来，让人们能真切地认识世界的过去，及其如何走向现在，因此对当今社会有所体认﹑反思及回应，以此让这个世界朝较为良善﹑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自我调整？以下，我们以当代中国人认同与相关历史记忆为例，来探讨此问题。
国民﹑民族与中国民族国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受世界性民族主义潮流影响，以及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凌而有亡国灭种危机之局势下，中国经历将传统中原帝国与其边裔人群结合为一个民族国家之过程，其中包括以军事与政治手段建立统一的国家体制，及以学术和教育建立并推广与之对应的知识体系。关于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时发生在中国边疆的变化提出一些近于感慨的议论。
在20世纪上半叶，“国民”（citizen）与 “民族” 概念同时进入中国，也随着边疆地理与民族考察而进入中国边疆，造 “国民” 与建构 “民族” 同时进行。无论如何，相对于造国民，建构民族简单得多；经由学术研究与政治安排，一个个民族群体被认定﹑识别而加入国族之中……看来，近代中国之国族国家建构有一未竟之功，那便是造 “国民”（或公民）。[1]
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是普世性的现象。无论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人群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此多为想象与建构），或是由多民族构成，当代民族国家的特质与要素之一，便是 “同质性的国民”；这样的个人，也是构成当代国家的基本元素。所谓 “同质的国民” 是指，国民虽有贫富阶级之不同，有智愚及贤与不肖之别，术业各有其专攻，但他们应有些共同的地理﹑历史与政治社会常识。地理说明国族同胞共享的资源领域，历史说明此国族﹑国家及其领域如何由过去走来，政治社会常识则说明民族国家之现况及其内部区分。当代国家之国民普及教育及边民教育等，皆在于打造同质性的国民。
知识分子对国族边缘之 “西番” 及 “苗” 之无知于国事及国家史地感到讶异、失望，这事本身倒是奇特而值得我们深究。事实上，当年的边疆考察者不只是讶于边民对民族国家的无知，也讶于居于民族国家核心的一般知识分子对边疆之地与人的无知。1930年代，感于国人地理知识中甘肃西南部、青海南部、西康北部 “还是一片白地”，让青年探险家与民俗考察者庄学本，“为了这样大的使命”，进入边区进行考察。同样在1930年代，感慨于 “我侪今日苟未身至川西，固已不知版图之内尚有羌人……斯真学林之憾事也”；这样的感慨也让语言学者闻宥深入岷江上游完成其 “羌语” 调查，让国人从语言上认识这川西民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