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5日，由河南省文学院主办，河南省作家书画院、石佛艺术公社承办的“文心墨韵——作家诗人书画展”在石佛艺术公社画廊开幕。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在展览的前言中提到：今天的书法创作固然在形式上的创新开拓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它的健康发展，显然需要回到传统中，去重拾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美学要义。因此，就中国书法的健康发展而言，专业书法和文人书法，应该殊途同归，应该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只有这样，书法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发展，中国书法才能永具艺术魅力。正因如此，我们组织了这次“文心墨韵——作家诗人书画选”展览，期望以此促进文人书法的健康发展。尽管这次展览入选的很多作品，离我们对文人书法的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我们期望以此为开端，使中国书法中的文人传统能够得到良好的赓续，使中国书法能够更好地传承发展。
与传统书法作品展不同，这次展览的都是河南知名作家的书法作品。本次展览不仅仅是重溯书法精神和美学要义，更是让我们立足河南书法，从而引发我们对文人书法与职业化的思考。
书法是一种群体参与的艺术活动，参与者众，流传作品量大，其他艺术形式与之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书法这门充分发展过的艺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民间书写到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在技法层面已然达到极致。从魏晋时期始，文人士大夫占据书法的主要舞台，书法也从最初的实用性逐渐兼具观赏性，并成为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
书法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必须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出生于士大夫家庭的人，从小就开始接受书法训练。一个人要想成为士大夫，就必须在书法上达到一定的水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成为士大夫。
书法的文人化在中国古代几乎成为一种默认，似乎只有文人士大夫的作品才能被称为书法，而民间书写与碑刻都不被认为是主流书法创作。每一位书法初学者往往只会临习前人的碑帖，很少直接将近世碑帖作为入门范本。一直发展到唐朝时期，楷书成为书法主流。唐代，所有书体的演变已全部完成。从宋代至今未有任何新的书体出现，后世的书法家只是在已有的书体中进行技法上的局部创新，唐代被认为是我国书法创作的高峰。
也许是书法的入门门槛太低，但是要达到真正书法家水平的要求又太高，以至于在新的书写工具发明之前，毛笔一直是中国书写的主要工具，书法在民间只强调了它的实用功能和修身养性的娱乐功能。在专业的画家那里，书法还是线条和笔墨的基础，这也是古代书画理论关于“书画同源”的基本观点，所以在宋代就有文人画概念的提出，而从来没有文人书法这样的提法。
历史上多数最重要的書法作品都是文人士大夫和最高统治者参与或推动的。比如，唐代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推崇，于是就有了“萧翼赚兰亭”和“《兰亭集序》作为唐太宗的陪葬”的故事，并且成为千余年来盛传不衰的话题。宋徽宗赵佶痴迷书画无心朝政，导致误国的往事，更是将艺术推到新高度。宋代城市的形成，标志着手工业生产量增加，商业交易频繁、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刺激了市场对书画的需求。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商业逐渐兴起，自宋代产生的文人画开始由笔墨情调增加了市井气。这时期的大才子唐寅的书画不再像先前文人的书画拘谨含蓄，而是偏向大众审美。远离官场的唐寅，既要面对城市新兴繁荣的工商业爆发阶层势力不满情绪高涨，同时又要克服在时代裹挟中，自己创作文人画时特有的自大与自卑的矛盾心理。唐寅书画的意义，不仅仅是其艺术上的成就，而是代表着明代社会的精神面貌。作为一个不得志的文人，他对现世繁华有着深切的眷恋和不舍，他害怕元代文人归隐的寂寞；作为职业画家，唐寅有着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这是文人传统潜在的压力，也是处于书画艺术转型期的唐寅所必须承受的。
历来帝王权贵都是艺术与时尚的引领者，不能说他们直接奠定书画家的江湖地位，但至少也能够提高书画家的身份，再不济还能传出一段佳话供后人评说。比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卢西安·弗洛伊德求画六年，却只得到一张巴掌大的画像，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艺术家信心。
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扬州画派”活跃时期，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商业的繁荣使得书画家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市场的一部分，书画家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成为职业书画家。此时的职业书画家与此前具有品衔享受画院供奉的职业画家已经不是一个概念，阎立本、周昉等画院画家是奉诏作画，在当时，画家是一个世袭制的官职；而金农、罗聘等书画家则是通过售画来获得经济报酬，其创作具有相对自主性，所谓相对自主是：画家创作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必须要兼顾买主的审美情趣。为了更好地销售，他们又不得不通过不断地创新以区别于他人的作品，来吸引自己的受众群体。此时的职业艺术家已经与今天的概念大体相同。
因此，考究书法明确的职业化，要从民国之后。民国时期社会动荡频繁，失去经济来源的文人依靠出售书法作品来维持生计，最著名的是前清遗老康有为、沈曾植等人。
1963年，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开始招收第一届书法专业本科生，1979年招收书法篆刻研究生。随后各大专业美术院校开始开设书法专业并设置与其他学科相同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书法的教育从传统口传心授的师徒模式转变为现代教育，在技法上的训练模式化，为我国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书法热作出铺垫。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随后各地分会陆续成立，作为半官方的组织管理机构，书法家协会为书法创作的普及作出应有贡献。中国书法家协会现有团体会员35个，个人会员8千余人。全国书法家协会分会有31个。
上世纪80年代，河南省通过举办的墨海弄潮、电视书法等展览活动，河南书法集体亮相，成为国内书法界瞩目的焦点。我国魏晋时期文化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向经济富庶的江浙地区，只有商业繁荣的地方才有更多的人会闲情逸致地欣赏艺术，为艺术买单。河南书法的强势出动有地域大环境原因，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深层次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历经十年浩劫，艺术家在此期间有太多压抑的冲动。在特殊历史时期，书法创作材料简易，怀素在芭蕉叶上写字就可以成为书法大师。当时的日常书写毛笔与硬笔并行，老一代的文化人在幼年多数在私塾的受教育过程中接受过较为系统的传统书法训练。
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书法家，他们风格各异，一时蔚为大观。被民间称为流行书风的代表人物王镛，他的书法更多借鉴砖文；陈振濂从简书入手，结合汉隶的书法特点发展出个人的书法符号；四川的何应辉以《前秦广武将军碑》为基础，其作品风格独具；河南的周俊杰则以《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为元素，将自身个性与书法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时期涌现出的书法家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通过学习在“文革”时期发掘出的碑刻，让他们的书法写出自己的风格。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文革”时期很多文化艺术都被“破四旧”了，但是考古太高冷，以至于竟能置身事外。整个社会环境宽松之后，艺术从业者和大众渴求文化艺术的状态成为普遍现象。更多年轻的艺术家不满足于体制和现状，再加上西方前卫艺术形式的介入，决绝者毅然离开体制，聚集到北京郊区的村庄，成为北漂艺术家。在中国刚刚打开大门之时，有眼光的西方艺术机构和策展人恰逢其时地介入，在这个阶段，有一批中国当代艺术家走上国际舞台。在书法方面，有创新意识的书法家开始思考传统书法的出路，由此借鉴西方绘画的表现形式，试图为书法的创新杀出一条血路。
河南現在是否还能称得上是书法强省，仍需探讨。老一代的书法家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新的力量还未成长起来，如果需为此呐喊的话，那便是守着祖宗的残羹剩饭敝帚自珍。书法家的个人修养问题一直为人诟病，从书法家个体频频出现的错别字，到整个书法界的抄书现象，个中缘由，除却外部体制的客观原因之外，书法家个人面临的生存困境，无法潜下心来去完成诗书画印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书法家在位高权重之后，已经失去对艺术的敬畏心。
职业化是书画的必然趋势。社会发展，不同的行业细分，对应的是对专业人才的渴求。进入21世纪，从互联网过渡到移动互联网，颠覆消灭多个行业的同时也催生出诸多行业，人们在解决基本温饱走向小康之后，就会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大大增加，书画在改革开放之后，就与其他商品一起开始走向市场化的道路。
所谓职业艺术家，在青年艺术家杨中伟看来，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过硬的技术，其二是有自己特定的销售渠道。如果是单纯因为没有固定工作而去画画的，只能称为“失业艺术家”或“无业艺术家”。
传统观念认为，艺术的商业化等同于玷污艺术。这其实是权本位思想作祟，并没有兼顾到人文情怀，只是将艺术作为少数权贵的专享。这种对商业的“假排斥”导致人们对当代艺术阴谋论的追打，把艺术限定在笔墨情调的小格局，完全忽视了艺术品的一元价值构成。艺术品不仅仅是艺术本身，还有史料价值和商业价值。如果没有史料价值，春秋战国汉代留下的帛画单纯从形式与技法上来讲，与宋元时期的作品甚至现代作品相比都相差甚远，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商业价值是对艺术品评判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本文，我们暂且不谈因为幕后操作而引起的短时期内艺术品价值失衡的问题。
我们早已不在晋唐宋元时期的时空和语境了，连书圣王羲之的重要作品都是书信（便条），现代社会的节奏也不允许研磨书写的慢节奏。竹林七贤的放荡不羁放到现在也是最好的行为艺术，而我们还依然抱着祖宗的皮毛沾沾自喜，岂不让祖先笑话。
回过头，再来看这次石佛艺术公社画廊举办的“文心墨韵——作家诗人书画展”，笔者对此次作家书法展的好感是逐步升温的。最初通过图片来看，只有少数作品能入眼，待到展览开幕，置身于整个展览现场时，发现多数作品都在书法水准上。这从一定程度说明展场对于作品的重要性，作品与展场必须是一个整体，通过策展人的精心布置，才能将优秀的作品凸显出来。
当然，我们在评判作家的书法作品时不能从职业书法家所具备的技术标准来看，只能从气息、格调等方面来衡量。这次展览选择的参展作家，都是原本有书法艺术创作的作家，因此本次展览的书法作品保持不错的水平。整体来看，大多数作家都在书法的训练上下过真功夫，而不是处于玩票的心态。
书法家张海在早几年曾撰文，时代呼唤中国书法大家。相信这种呼唤不仅仅来源于张海和其同业者，民间对此的呼声更高。奇怪的是，许多在世时名声大震者往往生前有诸多争议，本人似乎也不敢担“殊荣”，而身后却被奉若神明。如季羡林生前曾专门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当然与在儒家中庸的思想框架内有关，也有以死为大的估计。如河南作家张宇在受访中提到的河南画家李伯安，生前默默无闻，死后被尊为大师。如果李伯安有幸生至今日，也许仍默默无闻，也许被加封各种称号而自不敢当，也许同样被时代裹挟不能幸免。
行业细分之后，各个领域的从业者都与其他领域有所割裂，全面的修养是所有人面临的难题。西方也不再有达·芬奇、毕加索，中国也没有了齐白石。想当年，齐白石也曾被人嘲笑不擅诗文，相比较之下，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更是被拉到很低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