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范蠡的记载和描写,如果说东汉以前的作品,如《国语》《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都带有史料性质的话,那么宋元以后有关范蠡的作品,如元杂剧《姑苏台范蠡进西施》、明传奇《浣纱记》、清短剧《浮西施》等则明显带有文学色彩。这篇文章就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明代梁辰渔的《浣纱记》为例来分析范蠡这一人物形象在作品中的变化与发展。
关键词:《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浣纱记》;范蠡形象
中图分类号:I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4-0001-01
春秋末年吴越两国之间的争霸可谓是波澜壮阔,伍子胥、孙武等吴国谋臣与范蠡、文种等越国谋臣的之间的斗智斗勇也是精彩纷呈且惊心动魄的。范蠡作为越国的重要谋臣,在吴越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生死较量中,始终作为越王勾践的头号谋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吴越两国之间的争霸最终尘埃落定时,范蠡的功劳自然不言而喻,但他却激流勇退,泛舟五湖,后又弃政从商,再创人生辉煌,成为历史上富翁的代名词——陶朱公。
关于范蠡的记载和描写,如果说东汉以前的作品,如《国语》《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都带有史料性质的话,那么宋元以后有关范蠡的作品,如元杂剧《姑苏台范蠡进西施》、明传奇《浣纱记》、清短剧《浮西施》等则明显带有文学色彩。下面就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明代梁辰渔的《浣纱记》为例来分析范蠡这一人物形象在作品中的变化与发展。
一、对忠君忠国、智谋双全形象的继承
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塑造了一个忠君忠国、智谋双全的范蠡形象。例如,越王勾践三年,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勤兵,想先发制人,但范蠡进谏道:“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隐谋逆德,好用兵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范蠡建立丰功伟绩后,认为“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于是毅然决定离去,临走之前也劝告朋友文种应该及时隐退。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范蠡的智谋。
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是这样评价范蠡的:“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范蠡忠君忠国、智谋双全的赞美,字行间也流露出司马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明代梁辰渔的戏剧代表《浣纱记》中,范蠡仍然是一个出色的谋略家和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个忠君的贤才。他对越国忠心耿耿,处心积虑为越王出谋划策,以图兴越亡吴。
二、增补了与美女西施的感情故事
在《史记》中是没有出现西施这个人名的,最早把美女西施与吴越争霸联系起来的是东汉时的两部野史《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明代梁辰渔的《浣纱记》则充分地占有了有关吴越争霸与西施故事的种种资料,细加区别整合,编织成了一部45出的戏剧故事,以范蠡和西施悲欢离合贯串了吴越两国的兴亡历史,因为西施和范蠡初次见面时以一缕浣纱作为定情之物,故剧名《浣纱记》。与前人不同的是,该传奇将西施范蠡的爱情故事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爱情服从爱国,开始是牺牲割爱,最后在爱国主义的实现中使个人爱情也得到了实现。
《浣纱记》毕竟不是历史小说,而是爱情故事,所以围绕范蠡、西施的爱情发展设置了很多情节。如剧本第二出“春游”,范蠡春游遇到美女西施浣纱溪边,郎才女貌,两人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这出戏非常有趣。西施一出场就是个怀春少女,看到春光如此明媚,想到自己花容月貌虽好,却难配有情人,不禁叹道:“梅花虽好,浪影溪桥。燕子多情,空巢村店。我仔细想来,世间多少佳人才子,不能成凤友鸾交。我既不能见他,他又不得遇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何时得遂姻缘也。”而当范蠡一见到美若天仙的西施时,既惊且喜之情也跃然纸上:
生(背科):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小娘子,我且问你,你何方居住,姓甚名谁,莫非采药之仙姝,必是避世之毛女。缘何在此,乞道其详。
旦:客官,妾就住在苎麻山口,寒家姓施,世居西村,名西施。
生:小娘子,你青春几何?曾嫁人否?
旦:年方二八,尚未适人。
生:小娘子,不敢容隐,下官就是越国上大夫范蠡,寻春到此。
旦:贱妾不知贵人,失于退避。
生:你是上界神仙,偶谪人世,如此体质,岂配凡夫,你既配无婚,我亦未娶。即图同居丘壑,以结姻盟,但以身常许君,遭时多难,敢翼少停旬月,即当奉遣冰人,乞告严亲,万勿他适。
旦:蓬茅陋质,田野村姑,蒙君子不遗葑菲之微,实贱妾得丝萝之托,虽迟年岁,岂敢变移。
通过以上对话,既可以看出范蠡欣喜若狂之态和对西施的爱慕之情,也可以看出美人西施的大胆和直率,对于范蠡的话坚信不疑,争取幸福婚姻的勇气和气魄。为什么在《浣纱记》会有大量的关于范蠡和西施两人爱情的描写呢?我觉得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的思想有关。明代中期,随着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此相适应的思想领域也出现了新的潮流,“心学”兴起,强烈要求突破程朱理学思想的牢笼,解放思想,回归人之本性。反应在文学领域,则提倡“重情”。 《浣纱记》就是这样一部反映社会思想解放的戏剧,因而也很好地迎合了当时的市民口味。
三、删切了范蠡的商人身份
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后半部分,主要继续范蠡辞官后的生活。范蠡离开越国之后,来到齐国,苦力耕种,不久就发家致富,致产数十万,闻名于齐国朝野。齐王听说范蠡如此贤能,便请他为齐相。这是一般人所求之不得的美事,但范蠡认为:“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乃辞相印,又一次离开齐国,把所赚的钱分给乡党好友。范蠡这次选择了交通便利的陶地定居,一边亲自耕畜,一边经商“候时转物”,不久致赀巨万,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富翁,天下称之为“陶朱公”。
在司马迁笔下,范蠡不仅是一个善于治产的智慧商人,还是个心地善良,且仁且义的儒商。为什么司马迁如此浓墨重彩地刻画范蠡泛舟五湖后的经商生活呢?在重农轻商的封建时代,人们普遍都有着“重仁义,轻利欲”的思想。然而,在司马迁看来,工商业并不是“末”,也不一定就唯“利”是图,工商业和农业,都是一个良性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同等重要。司马迁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司马迁的这一观点超越了世俗关于商业的偏见,显示出了他卓越的见识,表明了他敢于向传统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的可贵精神。
然而,在《浣纱记》中,梁辰渔却没有给笔墨与范蠡的商人生活。作者在戏剧中删切范蠡商人身份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其一,还是回归到作者的创作意图上来,作者主要是借历史事实,演绎范蠡与西施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并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为了保证故事的整一性,作者就把主要笔墨放在两人的感情线索上,因而没有论及范蠡的经商生活。其二,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明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萌芽,人们“重农轻商”的思想观念并未有太大变化,作者可能也不太愿意花太多笔墨去塑造和赞美范蠡这个成功的商人,因而就舍弃了。
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到,从《史记》中的范蠡到《浣纱记》中的范蠡,其人物形象在后者中既有对前者的继承,又有改变和充实。《史记》描述了一个比较真实可靠的历史人物范蠡,而《浣纱记》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有人情和世俗味道的范蠡。二者虽是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两部作品,但对于范蠡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极为成功的。
参考文献:
[1]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俞樟华.史记人物故事嬗变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