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云缦（1932.2.18—1991.11.17），著名电影电视理论评论家、艺术活动家。长期从事影视研究写作推介工作，著有《中国电影艺术史略》《世界电影电视艺术的现状与趋势》《王云缦荧屏艺术文集》等，中国首部《电视艺术辞典》主编之一。建国以来，王云缦不懈关注影视艺术发展，积极培养业余作者，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称得上是那个年代最勤奋、最热情、最有活力的影视批评家。在他逝世20周年之际，本栏特别刊发宋大声先生此文，以纪念和昭彰王云缦精神。
戏有巧合，生活也有巧合。1990年2月底，我接王云缦老师急信，让我到中国视协找王占海，参加《电视艺术辞典》编委会。2011年3月初，恰好又是在中国视协，我正同国际联络部王占海主任谈事，手机忽然传来长影集团《电影文学》专家团队朱晶老师亲切地呼声：“大声，好想你呀！最近看到你多年前写的《在王云缦老师身边》，很感动。大声，请你办一件事，一定要写一篇纪念云缦的文章，纪念他逝世20周年！”他为《电影文学》主持“新电影史料”栏目，一直在设法与我联系。
作者宋大声与王云缦（右）
王云缦，已故的著名电影电视理论批评家，中国视协理事，广电部艺委会委员，电视喜剧研究会会长。回家我就拉了一个王云缦主要业绩提纲：《大众电影》早期编辑（1952年至“文革”前）；从事评论、理论研究多年，发表论文数百万字，具有广泛社会影响；专著有《中国电影艺术史略》《世界电影电视艺术的现状与趋势》《王云缦荧屏艺术文集》；主编《电视艺术辞典》及“电视艺术与美学丛书”、“影像文化丛书”；历任飞天奖、上海国际电视节评委，四川国际电视节初选评委；多次赴全国各地举办影视讲学……建国初期在中国电影的大发展中，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电视的大发展中，都在关键时刻做出卓有成效的突出贡献，其应用理论对当今的影视发展，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写完这些，我觉得我与缦师接触毕竟在后期，要全面反映缦师业绩，还应请其他老师分写。先找到缦师爱人刘帼君，但一谈此事君师就哭了，说现在失眠写不下去，就谈谈吧，于是就改成访谈。
A.访 谈
刘帼君（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研究员）的讲述：
长庆（云缦原名）原籍浙江宁波，1932年2月18日生于上海。家有兄妹6人，他是长兄，因家境困难，他从小寄居舅家。文学艺术对他有分外的吸引力，晚上为照顾大家休息，常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看书，为此他很早就戴上了眼镜。从小喜欢并发表过诗歌，15岁就在上海《文汇报》副刊发表散文《絮语》。他考到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之后，在名师李健吾、熊佛西、卞之琳等教导下，视野更为开阔，因热心于同学们的公益事业，很快当上学生会主席。我是他低年级同学，初见时他虽与我年龄相仿，可穿一身父亲的旧式长袍，性格沉稳，误以为他是学校的助教。当时报刊杂志特别是《大众电影》，常有他的文章发表。毕业后，《大众电影》梅朵主编把云缦调到该刊影评组，他的影评文章就更多了，多用笔名云缦。后来我和他一起出去，有的记者约文章常主动与我交谈，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我当成了“王云缦”。我曾笑问他：你为什么叫缦字？他说：这是为了纪念引领他热爱并走上文艺道路的国文老师，用了老师名字中一个“缦”字。
王云缦一家：1970年干校归来
我知他父亲因病不能工作，他要供5个兄妹上学，负担很大，但我看他人好，1956年就跟他成家了。婚前他曾幽默地引用外国诗人的一段话给我写信：“……我本来想把钱买一束花献给亲爱的姑娘，但工人运动开始了，还是把钱捐给工人运动吧！”
我和他成家几十年，所看到的就是夜以继日地看影视写评论。他每看电影都要记录，写文章的速度很快效率很高。在《大众电影》时，每有国产新片、前苏联东欧新片，他总是先看，然后很快写出评介文章，不仅分析了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同时还带有很强的新闻资讯的特点，电影上映文章也出来了，发挥了引导观众关注影片、理解剧情的特殊作用。
上海是中国电影发源地，大学生业余影评活动很活跃。云缦在校就是业余影评员，后来一直与各地的大学生等业余影评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使《大众电影》成为业余影评与专业影评相结合，普及影视知识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是最主要的文艺样式，《大众电影》是接触群众最广泛，影响威望最高的刊物，云缦在这个园地里，不断鉴赏评论中外电影，认真思考，研究电影又研究电视，把实践上升为理论，有感而发地写了三本书《中国电影艺术史略》《世界电影电视艺术现状与趋势》《王云缦荧屏艺术文集》。
我和云缦生活几十年，深知他令人怀念的事情太多了，而回忆起来，最让我揪心的，一是为事业忘我，二是为别人忘我。
他对他所钟爱的影视事业，一直是全身心投入。就拿1991年下半年为例，可以说他的一门心思全在《电视艺术辞典》上，全在四川国际电视节上，这时候什么事也插不进去，咳嗽了，吃点药压一压；肚子不舒服了，吃点胃药挺过去。上医院检查？哪有那个时间，根本不考虑。他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全给忘了，他完全沉浸在艺术对人生的美好召唤之中了！
困难时期，云缦拿着71元月薪，转身到邮局往家寄70元的情景，还时常在我眼前闪现。他对父母兄弟姐妹的责任感，那种养家的责任感，也是到了忘我的程度。对自己的儿子他也是好父亲，好菜都是留给儿子吃（长子晓庆，毕业于北京大学，痛感父因肝病辞世，特请肝病专家关幼波创办北京祥龙医药公司；次子晓君，毕业于北师大。——笔者注）。他做人的核心，就是首先要想到别人，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们是最好的夫妻，这一点我是感受最深的。
正因为云缦真诚待人，所以他有许多知心好友。1991年11月 17日云缦去世后，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徐庄写悼文，说云缦“举止文雅善良，遇事谦虚谨慎，是一位内向型的知识分子，他待人宽律己严，总是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工作状态，使人想起《红菱艳》中穿上那双红舞鞋的形象，为了艺术一直旋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徐庄真是深知云缦，他比喻得太准确太形象了。云缦就是穿着红舞鞋一直旋转到生命最后一刻的！
当时中国影协书记孟犁野在悼文中说：“同云缦相识几十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对影视评论工作那种强烈的、须臾不可离的、专注的热爱与对同志朋友‘有求必应’的精神……由于他笔下很快，具有‘倚马可待’的才华，所以报刊界的朋友们每当面临那些时限十分紧急的发稿任务时，往往求助于他……若把人生比作蜡烛的话可有两种：一种是火光不大点燃时较长，另一种虽燃烧时间不长但光芒四射！云缦就属于后者！”孟犁野真是抓住了云缦的性格特点，云缦就是一支燃烧得特别明亮的蜡烛！
《归心似箭》上映时，王云缦、斯琴高娃和上海沪西文化宫影评组
《文艺报》编审钟艺兵写文章称云缦为“研究员”，实际上他是副研究员，我问是不是写错了？钟艺兵说：“没写错，在我心里，他早就是研究员了！”听，钟艺兵的话多么富有深情厚谊！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见云缦白天开会晚上写稿，常说：“哎呀，看你又瘦了，是累的！这样不行，一定得保证休息呀！”平时开会总是派车接送云缦，云缦患病后不能报销的药费都设法给报销了。电视界的领导多么看重云缦、关怀云缦。云缦仍然活在影视界同志心中！活在广大读者心中！
B.亲 历
1.培养影视后进者。
我1986年开始在《文艺人才》当副主编，那时云缦师已在此刊兼编委会副主任。我与缦师首次会面是1987年，是我写《升华之路——从北京电影学院明星班看演员的提高》向他请教。他选了一批适合我看的影视书刊让我学习；电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电视剧《武生泰斗》，喜剧学会主办的短剧小品《哈哈集》等内部放映时，带我看片讨论。特别是1990年《电视戏曲》创刊，本应由主编他写“创刊词”，但为了提携后进，他却放手让我这副主编写，写完后他很是鼓励，尽量保留原意只作些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