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视角梳理了百年来中国的易卜生研究，结合国外易卜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易卜生研究的特色与不足，曾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在或者即将成为热点的研究话题等。
关键词：戏剧艺术；易卜生；艺术作品；戏剧创作；艺术批评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戏剧之父”、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近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易卜生的批判精神和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想在20世纪早期受到鲁迅、胡适等中国知识界领袖的推崇，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娜拉的形象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方向标，对现代中国妇女的进步事业起到鼓舞作用；第二，易卜生的写实主义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革新，鲁迅、茅盾等新文学的奠基人从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中汲取灵感和资源，他们的一部分作品如《伤逝》、《虹》等直接受到易卜生的启发；第三，易卜生是中国话剧的楷模，中国的第一部话剧《终身大事》就是对《玩偶之家》的模仿，曹禺、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从事戏剧创作都受到易卜生的影响；此外， 20世纪上半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经常在中国改编演出，是当时在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戏剧，受到公众的喜爱。在中国话剧史上，易卜生影响巨大，中国话剧的传统被称为“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为易卜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20世纪初易卜生被介绍到中国开始，易卜生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上半叶，主要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易卜生被认为既是戏剧家又是思想改革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易卜生研究的主流是一方面肯定他的社会批判价值，另一方面认为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暴露了他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他后期的象征主义戏剧被认为是反映了易卜生思想上的迷茫和孤独；1978年以后，易卜生研究开始了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易卜生的比较研究，后期象征主义戏剧研究，诗歌和诗体剧研究，易卜生戏剧的改编与表演研究等。近20年来，中国的易卜生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学术交流和互动得到加强。
一、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建国前的易卜生研究简述
受鲁迅与胡适等人介绍易卜生的影响，早期易卜生研究主要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偏重他戏剧中的社会批判内容和个人主义思想。这让有些当代学者得出建国前的易卜生研究比较单一，基本不涉及他的戏剧艺术的结论，这种观点没有多少人质疑过。然而，如果全面地梳理那一时期的易卜生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不少论述易卜生戏剧的艺术特征与写作手法的成果。
鲁迅最早将易卜生介绍到中国，在1907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①中推崇易卜生笔下斯多克芒医生的叛逆精神，后又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 ②对娜拉出走的积极意义加以阐释，对中国思想界和妇女运动均有启发价值。胡适的文章《易卜生主义》受萧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的精髓》的影响，探讨易卜生对于中国社会的革新和新文化的启蒙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关于“易卜生主义”，胡适在文章中给过这样的定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③但是，其文章的真正意图在于借易卜生谈他的“个人主义”，为此他引用了易卜生给丹麦评论家乔治·勃兰兑斯（1842-1927）信中的一段话：“我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候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④尊重个人、让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这才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这种观点曾在中国造成不小的影响，也曾受到激烈的批判。在中国，娜拉曾经是妇女解放的代名词。茅盾在1938年的文章《从〈娜拉〉说起》中提出：“‘五四’时代的妇女运动不外是‘娜拉主义’。”⑤
从戏剧艺术的角度来介绍和讨论易卜生的首推余上沅和熊佛西。在《易卜生的艺术》一文中，余上沅坦诚地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易卜生接受现状的不满：“拿功利和效用的眼光去看艺术品，那是对艺术没有相当的品味的表征……近代大戏剧家易卜生，便是这样遭受厄运的一个。”⑥余文随后分析了易卜生的戏剧手法，比如遵循“三一律”和“回溯法”的运用，同时从语言、人物和环境等方面概括易卜生戏剧的现实主义特征。在《社会改造家的易卜生与戏剧家的易卜生》⑦一文中，熊佛西从思想和艺术两个角度来看易卜生，并且重点介绍了易卜生的戏剧技巧和风格。陈西滢在他的文章《易卜生的戏剧艺术》⑧中进一步强调易卜生首先而且最主要是一个戏剧家。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易卜生研究往往从中国本土的现实出发，但也注意吸收国外易卜生研究的成果，勃兰兑斯、萧伯纳、威廉·阿切尔（William Archer）、普列汉洛夫以及一些早期日本学者的易卜生评论被介绍进来并产生影响。可是，这种研究的开放态势没有能够保持多久，再加上总是围绕社会问题剧，这个时期易卜生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
二、肯定中有批评，批评中有肯定——1949-1978年的易卜生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易卜生继续受到官方的肯定和主流知识界的推崇，不过由于易卜生被界定为小资产阶级作家，他的社会批评被认为具有妥协性和不彻底性。1956年7月27日在北京举办了“世界文化名人易卜生纪念大会，”这是一场高等级的官方文化活动，有挪威的代表被邀请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开幕词中说，“他（易卜生）的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因为他不断追求真理，观察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和现实。”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在他的报告《向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们学习》中肯定了易卜生的批判社会现实主义：“易卜生对于资本主义所给予人们的灾难，它的毒害人心的宗教、道德，它的摧折人民个性的国家制度等等做了不调和的揭发和公正的审判。”但同时也指出他的弱点：“易卜生还不能十分看清楚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对于代之而起的新的社会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就是易卜生何以有时候彷徨，怀疑，甚至带若干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倾向的缘故。”⑨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下，这些来自文艺界高层领导的声音代表一种对于易卜生的权威阐释，为易卜生的接受和研究定下了基调。
《娜拉》演出是易卜生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承担。该演出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介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即将上演的《娜拉》，在回顾了该剧在中国的演出历史之后，指出《娜拉》的演出“每一次都无例外地受到反动统治的迫害；因为作者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及社会道德的堕落、家庭生活的虚伪和思想的庸俗、卑劣，触动了反动统治的社会本质。”⑩导演吴雪撰写短文《写在演出前》，强调在新中国演出“娜拉”的意义，他说该剧的主题“不仅在于它提出了妇女的人权问题，通过朗克大夫的身世，柯洛克斯泰和林敦太太的遭遇，特别是通过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典型性格的揭示，从而深刻地暴露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虚伪的文明，以及违反人性的法制和道德标准。”可以看出，这些言论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
对易卜生的批判性接受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主旋律。在《易卜生的〈娜拉〉、〈群鬼〉、〈国民公敌〉》一文中，董星南提出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是他一生的代表作，具有社会批判的价值。文章结尾不但批评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利用易卜生来宣传他的实证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还拉上胡风，说他支持胡适对易卜生的歪曲，并以此达到反革命的目的。文学批评就这样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批判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中，戴镏龄通过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观点，对胡适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进行驳斥，尤其是胡适所推崇的“个人主义”，认为胡适完全曲解了易卜生的原意，目的是推销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戴的文章代表了当时从所谓无产阶级的立场来阐释文艺的倾向。阿英的《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比较全面地回顾和总结了20世纪上半期易卜生在中国的介绍、翻译和演出历史，分析易卜生对于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所起到的作用，最后指出易卜生与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但是，就是在这一时期也依然有从艺术角度研究易卜生戏剧艺术的文章。1957年，《人民文学》发表王亦放的文章《娜拉出走以前》，该文从戏剧创作手法和艺术的角度出发，通过讨论剧本中情节的发展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揭示娜拉出走的心理基础和艺术力量。他说，“娜拉出走一场之所以使人感动，首先在于它使人信服，在于剧本显示了娜拉性格发展的必然性”。文章在结尾批评当时中国话剧的创作缺少艺术性，进而提出我们迫切地需要学习易卜生。陈瘦竹的专著《易卜生“玩偶之家”研究》在进行剧本研究时，查阅了易卜生在创作该剧过程中写作的编剧大纲、初稿和修改稿等，来与后来的定稿加以比较，不仅对于深刻理解《玩偶之家》有莫大的帮助，而且充分展现了易卜生的编剧技巧。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易卜生研究深受前苏联的影响，应用文献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复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易卜生和挪威文学的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亨里克·易卜生》可能是最经常被引用的文献之一。这些文献的主要批评观点是，肯定易卜生的文学地位，但是质疑他的阶级立场，认为他受局限于他的小资产阶级身份，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进步。
在经历“文革”的沉寂之后，易卜生研究到了1978年开始回暖。起带头作用的是曹禺为纪念易卜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而写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曹禺写道：“我从事戏剧工作已数十年，我开始对于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志趣、感情，应当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随后补充说：“对于易卜生的熟悉，不仅限于我个人。“五四”时期，易卜生的作品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在人们中流传了，在当时我国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和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起到进步的作用。”随着曹禺为易卜生“平反”，1978年《世界文学》第3期发表了萧乾翻译的《彼尔·金特》，这是这部易卜生名剧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萧乾在译者前言中完全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介绍这部作品，正如文章开头所说，这部剧“是用象征、寓言的手法写成的诗剧，通过剧中人物和情节——尤其那些揭示内心世界的独白，探讨伦理哲学问题”。萧乾不仅没有回避象征主义，还在文中参考了西方学界对这部诗剧的评论。
1978年前后是新旧思想交替、创新与保守势力争锋的年代，这也体现在易卜生研究上。张华在文章《鲁迅和易卜生——纪念易卜生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中指出鲁迅不仅对易卜生是有批判的接受，而且还发展了易卜生的思想。比如关于中国娜拉的出路问题，鲁迅提出女性“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由此作者认为：“鲁迅这时所谈的妇女解放的内容，比起易卜生来，不知高出多少倍了。”文章通过比较易卜生和鲁迅的发展道路，最后提出易卜生在思想上趋于保守，甚至与资产阶级妥协，而鲁迅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解决了易卜生终身不能解决的矛盾。这种拔高鲁迅、贬低易卜生的做法在当时并不鲜见。
新中国成立30年中的易卜生研究没有多少进步，与此相反，挪威和西方的易卜生研究在这段时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一批后来在国际易卜生研究界非常活跃的学者在这段时期发表了自己的代表性成果，像英国人约翰·诺森（John Northam）的《易卜生的戏剧艺术》、挪威人丹尼尔·郝肯逊（Daniel Haakonsen）的《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和阿斯毕昂·奥赛特（Asbjorn Aarseth）的《人类的动物性—— 〈培尔金特〉新解》。这一时期西方易卜生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是，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易卜生戏剧中舞台指示词和对白中意象的象征意义，探讨易卜生散文剧的诗性。
三、多元化、开放型和跨学科—— 1979年以来的易卜生研究
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第二次西潮”影响下，易卜生研究开始回归学术，研究视角和方法多元化，研究成果的数量空前增加。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论文的篇目上千，有影响的专著和编著20多部，博士论文、全国优秀硕士论文几十篇。“易卜生主义”、“社会问题剧”等收入多种中文辞典。世纪之交，中国的易卜生研究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平等的学术对话。1979以来中国的易卜生研究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取得扎实的进步，尤其是比较研究、后期象征主义戏剧研究、早起诗歌和诗体剧研究、跨文化的表演研究，等等。
1.易卜生的比较研究
在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易卜生在中国”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乐黛云在《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提到：“易卜生是对中国影响极大的作家之一，但五四以来的进步作家从不满足于照搬他的作品，而是在他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情况进行思考。”乐文尤其探讨了鲁迅、茅盾等作家对《玩偶之家》的接受和影响。田本相在《曹禺剧作论》中说：“曹禺是很喜欢易卜生的戏剧的，而且他阅读和演出的剧目也以易卜生的剧作为最多”。他引用曹禺的话说，正是从易卜生那里“了解到话剧艺术原来有这么多表现方法，人物可以那么真实，又那么复杂”。在《曹禺评传》中，田本相又说：“曹禺以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感受和艺术胆识，深刻地把握到易卜生戏剧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内涵，并化成了他的戏剧诗的戏剧美学观念”。
真正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易卜生的专题研究有多种，国内易卜生专家王忠祥的《易卜生戏剧创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影响深远。《金线和衣裳：曹禺与外国戏剧》包含对于曹禺所受易卜生影响的讨论。《鲁迅·胡适·易卜生》比较胡适和鲁迅对易卜生的接受，指出胡适是从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立场解读易卜生主义，而鲁迅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批评娜拉的出走没有目标。《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戏剧》主要讨论曹禺、田汉等中国戏剧家对易卜生的接受。《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认为《狂人日记》就是从《人民公敌》一剧中捕捉到创作灵感的，即借“狂人”的形象演绎发生在斯多克芒医生身上的故事。《出走与归来——从易卜生与王尔德戏剧中出走女性的译介看“五四”女权话语的多样性》探讨易卜生的译介对于推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影响，尤其对于中国女权主义话语形成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易卜生与其他外国作家的研究，比如：《奥尼尔与易卜生》、《乔伊斯与易卜生》。
2.易卜生研究的新“突破”
近30年来的易卜生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除了继续关注中期现实主义戏剧外，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易卜生的诗歌、早期诗体剧和后期象征主义戏剧加以关注，摆脱了“问题剧”研究的局限，象征主义、民族历史与文化、诗意意象、宗教等成为研究的新议题。
王忠祥从人道主义高度全面阐述易卜生作品在当代的意义。他在《“人学家”易卜生及其戏剧文学创作的世界意义》一文中指出，易卜生戏剧主要是刻画了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他的戏剧写的是‘人’，从审美的视角表现人性的方方面面”。同样，他在《关于易卜生主义的再思考》中提出易卜生人道主义的精神实质是社会批判意识，是易卜生自己人文理想的体现。王忠祥的著作《易卜生》代表了老一辈专家几十年来积累的研究成果，包括他在不同阶段对易卜生的认识、欣赏和批评。高中甫主编的《易卜生评论集》收集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易卜生研究文章，经常被参考和引用。
易卜生诗体剧研究是一个重要突破，如：邹建军编《易卜生诗剧研究》等。邹建军近年来发表了一组文章，包括《三种向度与易卜生的诗学观念》、《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2010）等。这些文章从伦理、宗教、历史和社会政治等不同视角对易卜生的诗歌和诗体剧开展研究，取得一些有原创性的成果。其它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包括《论易卜生〈爱的喜剧〉中的反讽特征》、《易卜生的文学创作与海盗精神的张扬》、《〈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等。
易卜生的后期象征主义戏剧一度被认为表明了易卜生思想上的迷茫和虚无，这种观点直到80年代还在孙家琇等人的文章中有所反映。90年代以来，易卜生的后期戏剧受到关注。《易卜生的划时代贡献》指出易卜生后期戏剧的象征主义是以严谨而又生动的写实主义为基础的。《诗人失望了：论〈野鸭〉》也认为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是易卜生晚期戏剧的特色。《哲理·诗情·象征——论易卜生象征主义戏剧》从编剧学角度分析易卜生的象征主义剧作，着重讨论主题思想、人物刻画和内在矛盾、神秘的心理体验这三个方面。丁文认为易卜生的戏剧探讨人性的弱点及其产生的后果，传达了他对于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洞察。刘明厚的专著《真实与虚幻的选择：易卜生后期象征主义戏剧》对易卜生后期戏剧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对了细致深入的探讨，认为象征主义是易卜生戏剧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李兵的专著《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心理现实主义剧作研究》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相关理论，分析易卜生后期戏剧在心理现实主义方面的几个主要特点。
3.易卜生的当代意义
随着批评理论的潮起潮落，易卜生及其作品也历经一次次的重新阐释。《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生态智慧》认为易卜生通过形象、隐喻的方式来探究自然界或宇宙间的隐秘秩序。他在戏剧创作中将诗歌、哲学和宗教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一种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的内容包括人不能够通过牺牲、损害自然来求发展，人的精神生态与所处的自然和社会应该取得平衡。从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尤其多，包括《娜拉的男人走了以后怎么办？——〈玩偶之家〉和当代家庭问题》、《女权主义的发展：从易卜生到萧伯纳》、《女性主义、个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谈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误读》等。其它从当下的理论和文化视角来解读易卜生的成果还包括《易卜生戏剧中的悲喜剧内涵》、《易卜生剧作的多重代码》、《易卜生研究的后现代视角》、专著《对话北欧经典——易卜生、斯特林堡与哈姆生》等。
在表演研究和跨文化改编研究方面，易卜生在中国的演出成为重要的学术议题，与90年代以来国际易卜生研究的表演转向步调一致。徐晓钟的《再现易卜生——导演〈培尔·金特〉的思考》、吴晓江的《易卜生戏剧的普遍化、地方化和民族化：在中国导演易卜生戏剧的不同体验》、费春放关于《心比天高》（《海达·高布乐》的越剧改编）的论文等从导演、编剧的角度讨论易卜生在中国的跨文化演出实践。王宁的英文论文《〈人民公敌〉：一部面向未来的戏剧》、何成洲的英文论文《跨文化表演与中国的易卜生演出》和《世界戏剧与跨文化演出——中国舞台上的西方戏剧》等从本土化和跨文化的视角分析易卜生在中国改编演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979年以来的易卜生研究立足国内，走向国际。但是与同期的国外研究相比，很大程度上还是在“补课”——主要表现在诗歌、诗体剧和后期戏剧的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在对易卜生戏剧的总体研究方面有了新成果，比如：艾若尔·德巴赫（Errol Durbach）著《易卜生的浪漫主义》，布赖恩·约翰斯顿（Brian Johnston）著《易卜生的创作周期——从〈社会柱石〉到〈当我们死人醒来时〉》，阿斯毕昂·奥赛特（Asbjorn Aarseth）著《易卜生的现代戏剧研究》，琼·坦普尔顿（Joan Templeton）著《易卜生的女人》，托莉·莫伊（Toril Moi）著《易卜生与现代主义的诞生：艺术、戏剧和哲学》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入手，将易卜生戏剧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分析他戏剧艺术的思想、创作手法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还缺乏这样高水平的力作，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四、结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易卜生研究非常活跃，举办了多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多本有较大学术影响的会议论文集，对提升国内易卜生研究的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大陆易卜生研究仍有欠缺之处，尤其是研究资料比较陈旧，对外文资料不熟悉，更谈不上北欧语的研究资料了。有些研究成果的参考资料仍然集中在少量被翻译成中文的文献，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易卜生专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反倒很少被提及和引用。另外，中国易卜生研究还暴露了一个问题：研究者对于北欧文学及其历史文化掌握不够，影响了论证的准确性和研究深度。这些不足无疑与我国外国文学界长期忽视北欧文学和文化研究有关。与英美、法国、德国文学的研究相比较，北欧文学研究一直以来比较薄弱，这既是21世纪中国易卜生研究的挑战，也是机遇。
（责任编辑：陈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