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大陆一般译为《物种起源》)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但是对这本书的书名——物种原始——了解的人并不多。北京人与甲骨文
北京人与甲骨文
北京人与甲骨文，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们分别代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两件大事。
北京人生活在大约60万年前的华北地区，属于直立人种。这种“人”的踪影180万年前已在非洲出现，在人类演化史上，它们是第一个曾在非洲以外的地区讨生活的“人”。当年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掘出北京人的遗骨和遗物，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业：经费与研究成员都由多国共襄盛举。这也是世界古人类学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发掘。
甲骨文则是中国史上商代的文字。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其中周代有直接史料流传后世，而夏商两代，似乎只有后代人的追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作者太史公司马迁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精神，为夏、商、周各做了一篇《本纪》，追溯三代王室世系，录其兴衰。而我们却无从稽考太史公的根据，以致疑信之间难以决断。
甲骨文本是商王室祭祀占卜的记录，掩埋于河南省安阳县商朝殷墟遗址3000余年，出土于西潮以海雨天风之势侵逼而来之际，为中国史提出了新的见证。这是不是什么征兆，难说得很。不过据说有人因而联想到南宋陈亮的这阕词：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
龙骨
本来北京人与甲骨文没有什么渊源，可是它们却硬是发生了关系，而且还你依我侬地浓得化不开。这得从中药的“龙骨”说起。中药里有“龙骨”这味药，不知有多久了。到19世纪末才有洋人发现，“龙骨”是各色动物的化石。不过对中国人而言，管它猿人龟甲牛胛骨，丢在药罐里炮制一番，就有治病效力，没有区别的必要。巧的是洋人找到化石的时候，中国人注意到了文字：有些“龙骨”上刻的有字(有些人可能不会觉得稀奇，因为民间流传，写有字的纸烧成灰能治病)。甲骨文就这么问世了。大概谁也想不到：中药铺装“龙骨”的罐子，竟然“科学”与“人文”都装得下，果真是“有容乃大”。
化石的意义
西方人也拿化石当药，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6世纪，李时珍(1518—1593)完成了他的巨著——《本草纲目》(明万历六年，1578年刻成)。为了“龙骨”，他的确下过一番“探赜索引、考镜源流”的工夫。他搜遍典籍，证明龙的存在，尽管“龙，神物也”，它也是会死的。李时珍还建议用“龙骨”当药的医生，应当知道龙的性子。
1565年7月28日(明嘉靖四十四年)，李时珍正在为著作《本草纲目》进行研究的时候，瑞士人杰斯纳(1516～1565)完成了《化石研究》，这本书标志着西方古生物学的诞生。这是第一本附有插图的讨论化石的书。附有插图，表示“眼见为信”，也表现了重经验的务实精神。
“化石”这个词，与古生物本来没有什么特定的关联，它原来的意思是“地下挖出来的物事”。地下挖出来的物事种类杂多，不可一概而论。其中比较特殊的矿物，例如宝石，比较特殊的岩石，例如大理石，都不难辨认；又有一些极类似生物的物事，由于保存完整辨认起来也不成问题。麻烦的倒是那些保存得不完整、保存状态极糟、和现代生物不是极不相似就是疑似之间难以拿捏的玩意儿。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难以归类的“化石”。以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不难看出古人所面临的困难。
所以化石研究的第一步，便是“辨章考证”。杰斯纳的《化石研究》比起前人的著作，有两大特色。
第一，这本书附有插图。任何一种研究，在研究者还没形成共识、专业术语尚未发展之前，文字描述所能传达的信息毕竟有限。研究者的文字素养往往也是文字障碍的成因之一。附上了插图，读者容易理解作者所说的究竟是什么，这对凝聚观察与讨论的焦点，有莫大的帮助。
第二，杰斯纳明白地告诉读者：他的研究依赖私人博物馆。他自己固然搜集化石，然而一人之力毕竟有限，多金慷慨的收藏玩家才能汇集丰富的研究素材。杰斯纳在书中特别感激他的医生朋友肯曼提供收藏，并且还把肯曼的藏品目录公开。这为传统的自然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启发了现代博物馆的事业。化石研究所面临的问题，除了博览比较以外，别无捷径。博物馆集中了大量标本，学者徜徉其中，眼界为之开阔，阅历得以陶冶，这样才有机会将这群无法归类的玩意儿理出头绪。杰斯纳的著作一方面褒扬了收藏家，另一方面等于给了玩家一份收藏指南。如此收藏、研究相得益彰，学术进步也就指日可待了。
尽管这样，化石的现代定义——古代生物的遗骸与遗迹，自17世纪以来才逐渐发展出来。认识到化石的生物属性的同时，学者也发现了许多化石生物，在今天的世界上并不存在；过去的生物与现代的生物形态上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自17世纪以来地质学的发展，确定了地层与生物之间的关系：地层越古老，包含的生物与现代的差异越大。最后化石反而成为理清地层关系的重要依据。
自然历史
18世纪末，一套自然历史的概念出现了。地层关系变成了地史关系：不同的地层代表不同的地球史时期。不同的地史时期有不同的生物相，表示地球上的生命也有一个发展历史。布丰是传播这套自然历史观的重要学者，但他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却是传统自然志的终结者。
布丰在晚年建构了一套地球形成理论，同时说明地史与生命史。根据他的看法，很久很久以前一颗彗星掠过太阳，扰动了太阳，火热的熔岩物质从太阳掉出来，形成了太阳系的各个行星。所以地球的历史便是一团火热的物质逐渐冷却的历史。生命必须适应环境，所以地球冷却的各个阶段，各有各的生物。不是在西伯利亚以及北欧发现了大象的化石吗?大象是热带动物，显然这些地区过去气候炎热。这个发现证明布丰的理论是正确的。
物种原始
不过有一个布丰没有仔细讨论的问题，到此显得越发重要了。这个问题是：生命史的意义是什么?布丰说明了不同的地史时期为什么有不同的生物，但是那些古代生物到哪里去了?新的生物又是怎么出现的?
这些问题，总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物种原始”问题。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要解答的，正是这个问题。他的答案，读者想必已耳熟能详：古代的生物，灭绝了；新的生物，是从先前的生物演化出来的。在达尔文之前，灭绝说与演化说都有人支持，还发生过激烈的辩论。所以到了19世纪中叶，“物种原始”问题正如达尔文所说，是科学界公认的谜中之谜。
中西异同
东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
放诸四海皆准。
这些讲的都是人文化成之后的世界。
李时珍与杰斯纳都是16世纪的伟大学者，《本草纲目》与《化石研究》表面看来相似得很，然而他们承先启后，心不同、理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