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美国把技术解释为“科学应用”并成为一种流行的观念的复杂历史演变过程及其演变动因进行了探究。美国关于技术的流行观念形成过程分三个阶段：逐渐形成了把科学应用于“实用技艺”的观念；技术观念演变为“应用科学不过是纯科学的应用”；把科学到技术的过程理解为基础研究一应用研究一开发一生产经营的过程，即“技术程式”的观念深入人心。通过对美国技术史的研究，指出关于技术的流行观念是一个围绕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为主线，科学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的社会地位、群体利益等因素参与了技术流行观念的建构。认为关于技术概念的观念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
关 键 词：纯科学信念；技术；应用科学
中图分类号：N 031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技术文化中流行着一种观念，即把技术理解为科学的应用。参照邦格的解释，这种观念就是所谓的技术是“应用科学”的范式。如今，技术史家的工作已能让我们对这种解释持批判态度，原因在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技术史家们已逐步揭示出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而决不是从科学到技术的单向线性作用模式。当我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于批判性地探讨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时，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个历史事实，即把技术解释为科学应用的观念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确实是一种流行观念，但人们并不曾追问它的历史渊源和流行的原因。直到1995年，美国科学史家罗纳德·克莱茵才通过重构1880—1945年间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关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公开争论而为此提供了部分解释。本文以美国为例，在克莱茵研究基础上，将讨论的时段从美国殖民地时期延伸到20世纪60年代，并结合美国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共同体之间的竞争和争论等科技史素材，以期达到较为全面理解“把技术解释为科学应用”的观念流行的原因，并揭示出关于技术概念的流行观念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
一、把科学应用于“实用技艺”的观念——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60年代
在此时期，从欧洲传统看，追求纯知识的工作与工匠技术工作之间始终处于分离状态，前者社会地位高于后者。而独立战争之前的美国，从事以纯粹增长知识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人很少，人们热衷于技术革新和实用知识的积累，这种社会气氛促使人们将培根功利主义简化为一句口号，即将科学应用于“实用技艺”(theusefularts)。可以说当时人们对技术的理解就是“关于实用技艺的科学研究”。
独立战争之后，由于长期的积累和欧洲科学的带动，美国科学发展加快了。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已有了一批较为专业的科学家，他们强调对纯科学知识的追求，并把自己的工作称为“科学”、“深奥科学”或“理论科学”，以与“实用科学”相区分，这表明他们促进科学专业化的自觉意识的增强。在他们为自己的职业地位争取承认的过程中，他们利用了“将科学应用于‘实用技艺”’这个可以体现科学的实用价值的措辞传统，从而塑造了“技术(实用技艺)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的话语。
在科学职业化早期，一部分科学家通过促进科学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以提高他们的职业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实际工作和公共宣传上都严重依赖于科学的应用必将促进技术和物质文明进步的观念。以亚历山大·D·贝奇为代表的一小批专业科学家通过与欧洲科学界的交流，把欧洲的科学标准引入到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中来，以促进美国科学的专业化，并努力把他们的目标与国内实用主义气氛协调起来。为此，他们采取了相互矛盾的两面策略。一方面，为争取私人慈善家、公众和政府资助，他们利用流行的实用主义措辞，力图用自己的实用研究来说明科学知识的直接应用价值；在公共宣传上把科学知识的应用价值表述为“一切实用技艺都以科学的应用为基础”这样一种基本信念。另一方面，为促进科学专业化，他们又把科学研究与实用研究及工匠传统的创新工作区分开来，把他们的工作和业余科学爱好者的工作区分开来，从而试图从组织和职业上把科学研究从实用工作中分离出来，以确立他们独立的学者职业地位。这样，他们实际上就在努力把培根功利主义口号变成一种弱化信念：科学探索最终能提高人类的生存条件，怀着这种信念，科学家只需为认识的目的而努力工作，并深信自己的发现终究会以某种方式给人类带来益处。这种信念从而为“应用科学”技术观奠定了基础。
二、“应用科学不过是纯科学的应用”的观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世纪末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在一些重要工业领域，技术进步越来越明显地依靠科学进步，这一趋势为纯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纯科学家为纯科学所作的辩护提供了话语基础。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大批科研人员从德国留学归来。他们倡导的“纯科学信念”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迅速崛起的研究型大学完全改变了美国科学的实用主义精神。在德国这个科学中心，不仅培养了他们的科研能力，还培养了“纯科学信念”，这是一种崇尚“纯科学”、提倡为追求科学知识而自由探索的信念，它本质上是科学家的职业自觉意识与自主意识。这些人回国后大力呼吁发展美国的纯科学事业，变革的浪潮迅速席卷了全美高等教育界，全国建立了研究型大学，设置研究生院和哲学博士学位，改革课程体系等，这些事件变革了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同时纯科学家们还通过各种渠道扩大纯科学的影响，如与工程师进行学术交流等等。这些改革直接促进了美国纯科学的发展，也促成了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变化，即最终使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成了社会普遍承认的“学者”职业。机构方面的变革也更进一步支持了把大学作为纯科学家的工作中心的观点，以及纯科学就是出于促进对大自然的理解所获知识的增长的纯洁动机的观念。
在促成这些变革以实现科学职业化的过程中，科学家们为纯科学所作的辩护仍需要严重依赖“科学有实用价值”这样一种观念。不过，由于他们的目的是使科学专业化，使科学研究活动本身脱离实用目的的束缚与控制，也由于科学的应用价值通过发明家和工程师的工作正在显现，因此他们也就不用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通过自己从事实用研究来证明科学的实用价值，而只是在其前辈的那种较弱措辞的基础上培育并利用了一种强势话语，即纯科学是一切技术发明与革新的唯一而可靠的源泉，并坚决主张把纯科学研究与科学应用分离开来。正如亨利·罗兰在1883年作的题为《为纯科学辩护》的演讲所指出的：“当我们说理论与实践不协调时，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把这个理论用到实践中去，以得到结果。”“处于我这个位置(当时他任科学促进会副主席)上的人的正确做法是应该考虑，为了在这个国家创建物理学这门学科，我们该做什么，而不是为了把电报、电灯等这类实用的东西称为科学，我们该做些什么。……现在，特别是在美国报纸上，把科
学的应用与纯科学混同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话语塑造着一种新的技术观，而罗兰是这一新的信念的重要培育者。
罗兰的尖锐措辞充分地反映了科学职业化过程中纯科学家的基本信念和竞争策略。从社会学意义上说，科学职业化过程的本质就是科学家群体与社会既存职业共同体进行划界，标志出社会公认的职业界限，从而重新调整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逐渐培育并利用了一个基本信念，即科学是自由地追求知识增长的活动，或“为科学而科学”。决定这一观念的核心内涵的最基本的历史因素是，在这个过程中，已脱离了宗教义务的科学家群体的最大竞争群体是那些凭经验作出了发明创造的工程师发明家群体。科学家们坚持科学的“纯洁动机”的实质是把他们的工作领域与技术家群体的工作领域区分开来，从而在组织、职业与社会地位上标明界限。然而，当科学在社会组织方面与应用领域的分离加大时，科学家共同体在竞争策略上则更加依赖于“科学有实用价值”这一观念，即他们又必须依赖技术来表明科学在从知识到物质财富的发展序列中的优先地位并把它表述为“纯科学是一切技术发明与革新的唯一而可靠的源泉”，这就塑造了一种技术观——“技术就是科学的直接应用”，正是他们促使技术的“应用科学”解释成为科学文化中的流行观念。后来，美国科学史家们把这一时期兴起的这些观念统称为“纯科学信念”。正是这种流行观念常常促使人们不加批判地把技术解释为应用科学。
三、“技术程式”的观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家们为美国赢得战争胜利作了巨大贡献，这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的声望，并强化了科学对技术的“应用”观念。但是，在科学的社会地位不断巩固和提高的同时，从一战开始就迅速兴起的工业研究却让工业研究者得以修改了罗兰那种“把科学视为技术革新的充要条件”的极端观点。
一战期间，美国的工业研究迅速兴起。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战争初期德国就切断了对美国的重要战略物资供应，这激起了美国关于促进本国研究能力的争论，其直接后果是促使大批原来在大学、学院和研究所等纯学术机构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涌入工业研究领域，以帮助工业研制战备物资。
工业研究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科学面貌，主要表现为，首先，工业研究者的工作扩展了科学的活动和职业领域；其次，工业研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面貌的改变为工业研究者争取社会声望和独立的职业地位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并且，他们也采取了与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相对应的策略。其一，他们采取了抹杀“工业研究”与“纯科学”界限的策略。1916年，通用电气公司工业研究实验室创建者威利斯·惠特尼在一次演讲中就说：“并不存在区分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有实用价值和无实用价值知识的明确界线”。麻省理工学院应用化学实验室主任威廉·沃克则指出，应用化学应该和纯化学一样受到重视，因为它们的研究题材和方法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研究动机。采取这样的策略，工业研究者们试图促使人们承认，工业研究虽然被称为应用研究，但它是一个原创知识领域，而不是纯科学的直接应用。其二，他们在工业中大力倡导纯科学研究，以增加纯科学家对工业研究的认同。为了敦促工业研究实验室的研究者们开展纯科学研究，1917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研究主任弗兰克·朱厄特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里号召说，工业实验室应该偶尔开展一些“纯科学研究”。
通过上述两个策略，工业研究者成功扩展了“纯科学”的意义域，即将罗兰所强调的仅仅应该限制在学术机构的纯科学扩展为包括工业研究中的“纯”科学。当他们在一战后用“基础科学”这个概念代替“纯科学”时，就表明他们成功地将一部分工业研究包括在“基础科学”领域中，从而使一部分工业研究获得了与“纯科学”同等的“基础”地位。这样，以前用“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来表述的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就变成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这样的表述。另一方面，通过证明工业研究是一种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与“纯科学”没有区别的原创研究，工业研究者们改变了人们对“应用研究”的看法，使人们认识到“纯科学”理论并不能直接应用、直接产生技术革新，在这二者之间还存在过渡阶段。以前，当罗兰说纯科学理论可以直接应用到实践中而产生结果时，他事实上是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应用科学”这样一个独立知识领域，就像托马斯·赫胥黎在1880年的《科学与文化》一文中所说的：“我常常希望人们从未发明过‘应用科学’这个惯用语就好了。因为，它暗示有一种直接应用于实际的科学知识，人们可以把这种科学知识与另一种科学知识分开来研究，这后者则是没有实际用途的，人们把它叫做‘纯科学’。但是，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人们称做应用科学的那种知识不过是纯科学对一些特殊类型问题的应用而已”。简而言之，在罗兰和赫胥黎看来，在从科学到技术革新的过程中，只存在纯科学与实际结果(革新)，并不存在一个过渡的称做“应用科学”的有直接应用性的知识阶段。而当人们习惯地把工业研究称做“应用科学”并承认它是一个研究原则时，这种观念就推翻了罗兰的极端观点，从而承认存在一种“可直接应用于实际的科学知识”，而且可以与“纯科学分开来”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它就是工业研究。
这样，工业研究的发展和工业研究者们在为他们的工作争取社会声望和职业地位的过程中培育的“工业研究信念”所带来的上述观念变化，最终修改了人们的技术观及科学与技术关系的流行观念，技术的应用科学解释模型被修改成朱厄特这样的经典表述：“一旦(基础科学研究)开辟出了一条道路，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发展阶段，首先是其他一些发明家的发明阶段，然后是比发明家知道更多的科学但却很少创造新基础知识的工程师们的发展阶段，最后是主要由密切合作的实际研究者和工程师负责的发展阶段。简而言之，罗兰的“技术革新来自纯科学理论的直接应用”的模型修改成了“技术革新是以基础科学为起点的一系列发展阶段”。这表明人们对技术及科学技术关系的理解就有了实质性变化。
工程研究的兴起和对技术的应用科学范式的修改也大致经历了上述同样的过程，不过时间稍晚些。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康普顿(KarlCompton)和布什(V．Bush)的领导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才建立了研究生院，加强了工程研究。随着更多学院和大学的工程系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效仿，工程研究才发展起来。整个30年代，工程研究者们都在为他们作为“学者”的地位而努力辩护。直到二战，在布什的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局(OSRD)组织的工作中，工程研究作为一种原创性研究才获得普遍承认。也正是在布什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布什用“基础研究”这个概念涵盖了大学、学院和研究所的科学、工程与医学的基础研究工作。这样，“工程研究”也被包含在“基础科学”(或“基础研究”)概念中，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基础科学”概念的意义域。布什还继承了“工业研究信念”的一些思想，把政府和工业中的“应用研究”(“工业研究”和工程研究)视为独立的原创性研究领域。最后，布什的这种技术观就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早期的一份报告所概括的那样：该报告把从基础科学到技术革新的过程称为“技术程式”，意即技术革新得以产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基础研究一应用研究一开发一生产经营。由于布什报告所传达的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建制化为美国的科技体制，所以这种技术的应用科学模型也对当今我们理解技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四、结 语
把技术理解为“应用科学”的观念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伴随历史变化着的表述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含义，包括从把技术看做科学的直接应用的强立场到把技术看做一个准独立研究领域的弱立场这样一个复杂的意义域。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其核心的问题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中的复杂变化。但是，追究认识变化的动因，应该说科学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的社会地位、群体利益等方面参与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建构，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个体在具体历史场合中采取何种立场，如何表述二者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应用科学”观念深刻影响了美国科学技术及其组织形式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甚至影响了技术史、技术哲学等思想领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笔者认为，对于技术概念的思考，采用建构论的视角是一个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