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也是旧的知识不断瓦解的时代。在这个世纪里，伴随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各种社会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景，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习惯于把这个变化过程称之为“现代化”的过程。与这个现代过程相伴随的，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建构。考古学就是现代知识体系中极为重要、最有成绩的一支。考古学为现代人重新书写了中国的历史，而且这个重新书写的过程还在不断地继续。考古学的知识并不仅仅是“实证”的结果，因为对地底的挖掘，总是依赖于人们的解释体系。因此，伴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考古学在不断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不断地改写“历史”。总之，考古学既是现代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也是反思现代知识体系的诸多结论的重要途径。《读书》杂志于今年六月间邀集了陈星灿、孙祖初、焦天龙、杜金鹏、曹兵武、宋新潮、李零等几位考古学者就近二十年来的考古成果进行学术座谈，并将他们的笔谈发表于此。为了让读者了解座谈的情况，编者对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作一简要的勾勒。
考古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也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破除陈说与提出新的问题相伴而行。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人们不断地追问文明的起源，历史变迁的规律和动力，重构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诞生不到八十年的岁月中，中国考古学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一次次为人们的追问提供例证，从而也一次次改写“历史”。例如晚清时期，欧风美雨，甚至像章太炎这样的国粹主义者也相信“中国文明西来说”。中国考古学通过实地的考查“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文明找到了一个比三皇五帝更为坚实的源头”(陈星灿)，从而在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黄河中心”的古史观。但是，问题并没有终结，七十年代以来在传统上的中原区域之外发现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满天星斗”的文明景观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古史观，“华夷之辨”竟是周人的虚构。(张光直)又如，在“五四”时期的“疑古”氛围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把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作了系统的分析，揭露出它们本来的神话传说的真面目。从而揭穿了‘经’书的老底，剥去了它的神圣外衣，从根本上推倒了二千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古史辨>重印说明》)但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已极大地丰富了以往三代社会的认识”，“提供了最终证实夏王朝存在的可能性。”(孙祖初)然而问题也并没有就此结束：夏、商、周三代并非像古史中说的那样是一个延续的文明，而“是在不同的区域发展起来的”，“来自不同的人类集团”；在“夏、商、周之外尚活跃着不同的方国”。(孙祖初)因此，“‘中国’作为一种时空框架、政治理念、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形成”(曹兵武)，显然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又如，二十年代末期以后，在摩尔根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影响下，中国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古史范畴，如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等等，这些范畴不仅解释了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发现，而且也将中国的古代历史组织到一个普遍的历史法则之中。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促使中国的考古学者不断反思自己的工具的适用性。例如关于早期农耕文明、城邑、宗族制度和国家的研究，对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和恩格斯的“军事民主制”等概念的解释力提出了疑问，因为这些概念“对人类社会究竟如何由史前走向文明”“缺乏社会形态和结构特征方面的说明。”(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中国的考古学者开始认识到：“在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进来的时候，一整套的术语也随之而来……并成为我们话语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史前文化中发现的大量内涵丰富的现象，简单地纳入母系氏族社会或父系氏族社会的模式。”因此，在反思进化论的历史叙事模式的同时，中国考古学者开始思考“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如何运用中国典籍中已有的概念的问题，如邦、国、野、氏、姓等等(陈星灿)。
考古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历史中备受瞩目，在这个领域中不仅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和杰出的学者，而且考古学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导致了中国人文学术的重大的变化和进展。近二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成果斐然，但一般知识界和社会对它的关注却似乎减弱了。《读书》杂志不是专门的学术刊物，没有能力刊发专门的学术论著，但却愿意做一座沟通的桥梁，把考古学界的思考传达给读者。
《读书》杂志还将就其它领域的问题继续组织类似的讨论，目的是提出问题，引发思考，深化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反思我们的知识前提。
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
陈星灿
在人们的心目中，考古学是相当神秘的。如果您有机会随考古队来到穷乡僻壤，坐在农民的炕头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听考古学家津津有味地说起半坡、野店、鸽子洞、甑皮岩这些个也许在恐怖电影中才能常见的名字，看他们把从地下挖出来的古人的锅碗瓢盆如数家珍地分成几型几式，您也许更会觉得考古学是现代文明的“化外之民”。一句话，考古学不惟神秘，它离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遥远的。
这个结论虽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却远非事实。考古学固非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胜事”(傅斯年先生语)，但它在中国的发展几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考古学作为近代人类文明的一分子，为着文明的进步，一直都在默默地贡献力量。
考古学的前身是传统的金石学，但金石学之与考古学正如古代的炼丹术之与化学的关系(李济先生语)，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田野考古学是本世纪初年从西方传入的。在考古学传入之先，虽然前有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沉、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后有顾亭林“足迹遍天下”，凡“所至呼老兵逃卒，寻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铭》)给中国的知识界树立了实地考验的榜样。但是纵观中国的学术史，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学术史，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被固定在四书五经上，皓首穷经断送了一代代学子的聪明才智。这种读死书鄙夷实践的传统是本世纪初年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后才慢慢被打破的，而考古学家的工作贡献尤大。傅斯年先生在其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向旧传统公开宣战：“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又说“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亡自生事之讥诮罢？”把矛头直接对准旧传统旧道德和旧的价值观。二三十年代，除了新生代研究室在北京周口店对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十年如一日的持续发掘外，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读书鄙夷劳动的观念，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在这些田野工作中，每个调查人员必须具有携带仪器和无论多远的旅程都要步行的体力。这当然完全打破了旧中国仅从事脑力劳动的学者的训练方法。(李济先生语)所以一般人也许不明白，今天他们之所以能够认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劳动——比如考古学家的发掘，民族学家的调查——而不见怪(似乎不做田野才是奇怪)，是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考古学的传入和持续的实践分不开的。这是考古学对新的价值观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