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籍可考的最早一起屠杀史官的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重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姜光常常趁崔杼外出时跑到他家与棠姜约会,并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崔杼发现后,愤怒异常,他谎称有病,不能上朝议政,姜光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哪知崔杼早有准备,他到了崔杼府上,见棠姜不出来,还以为不知他圣驾光临,便抱着柱子唱歌。不料此时大门忽然关闭,埋伏在暗处的武士一齐冲出,姜光见势不妙,慌忙跳墙逃走,被武士一箭射中,从墙上一头栽了下来,武士们遂上前将其乱刀砍死。
庄公姜光虽然因与大臣的老婆私通而被杀,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于是齐国的太史对这一大案做了记录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照写,崔杼照杀不误。但他过于相信刀斧的威力,太史的二弟仍然接着照写。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准备照写。崔杼见如此杀下去,不但不能掩盖自己弑君的事实,反而罪过更大,只好罢休。
齐太史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直笔写史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文天祥《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董狐是晋国太史,也以直笔写史而名传后世。但崔杼为隐恶而乱杀史官,却给后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胁。可以想象,崔杼如果将手中的屠刀一直挥将下去,写史的人再多,终有斩尽杀绝的时候,而历史的真相,也将被彻底掩盖。于是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家开始采取口传史事的办法,或是多用“曲笔”以避祸。
司马迁评论《春秋》、《左传》说:“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班固也对当时的史籍做出如下评论:“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传》、《谷梁》、《邹》、《夹》之传。”由此可见,即使是头号圣人孔丘先生所作的《春秋》,对于有“威权势力”者的所作所为,只能用口头传授的方式,由师傅传给弟子,再由弟子往下传。靠这种口头传授的方式,势必使史事失实或传出几种说法,结果为后世的史家、学者带来很大的麻烦。
崔杼只是一朝的大臣,就可以滥杀史官,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老爷,杀起史官来就更不在话下。继崔杼之后,两眼盯着史官,动辄审查、篡改史书的皇帝、权臣不乏其人。
东汉的班固,就险些被皇帝杀掉。班固之父班彪为续《史记》而著有《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彪死后,班固回到家乡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整理老父遗留的史稿,立志完成父亲的遗业。不料后来有人上书告密,说他私修国史。明帝刘庄即令逮捕班固,并将他父子的史稿全部没收。班固的弟弟班超为救老哥,随后赶到洛阳,上书陈述班固著书的用意。刘庄原以为班氏父子的史稿中可能记录了皇帝的丑恶之事,但亲自审查之后,觉得内容并无违碍,而且文笔极佳,于是便下令释放班固,并任他为兰台令史,参预编修国史。
东晋中叶,大司马桓温专权,视皇帝为傀儡。桓温自恃威势,素有篡位称帝之心。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步骑兵5万北伐前燕,在枋头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3万余人。桓温南征北战,屡建大功,这是他军事生涯中一次最大的败仗。在他的手下做参军的孙盛,博学多才,曾做过著作佐郎,写了一部晋代史书,取名《晋阳秋》,当时被称作良史。《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在枋头吃败仗的经过。桓温这时权势正隆,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紧锣密鼓地为篡位做准备。他看罢此书,大为恼怒,孙盛已告老还乡,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决不像你父亲所写的那样。这部史书流传与否,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意即要是不改,我将杀你全家。
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哪知孙盛生性强直,不畏权贵,不但不接受儿子的请求,还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诸子见老爹如此强硬,都跪在他面前叩头哭泣,求他为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着想,删改《晋阳秋》。孙盛更怒,又大发了一顿脾气。儿子们见劝说无效,便瞒着老爹,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做了删改。
一场灭门大祸终于得免,而桓温也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哪知孙盛早有预见,事先将《晋阳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寄往前燕收藏。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广求异闻,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终于未能得逞。
前秦皇帝苻坚,其父苻雄早亡,其母苟太后年轻寡居,与将军李威私通,致使苻坚的血缘不明,许多人怀疑他不是苻雄所出。史官也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并称李威有“辟阳之宠”。苻坚身为一国之主,身世居然有问题,当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生怕史官照录其母与李威的关系,给他留下不可抹去的“污点”,便不顾制度的规定,调阅起居注和史官编修的有关著作,发现其中果然有关于其母和李威私通的记录,他既羞惭又恼怒,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并且要拿史官治罪。但负责编修史稿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场屠杀。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篡改、焚烧史书、威胁打击修史者等手段企图饰过掩恶的皇帝、权臣,当然不止桓温、苻坚两人。南朝齐国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原是宋国的权臣,总揽军政,威势震主,后迫使宋顺帝刘准禅位,自己当起了皇帝,并改国号为齐。萧道成死后,他的儿子萧赜即位,是为武帝。他在位期间,征虏功曹刘祥撰写了一部《宋书》,将萧道成受禅的经过,直笔实录。萧赜得知后,大为不满,但一时没抓到刘祥什么把柄,未拿他治罪。后来刘祥作《连珠》15首,内容多怨刺之语,萧赜这下揪住了他的辫子,令御史中丞任遐上书弹劾刘祥,将他流放广州。刘祥在流放地抑郁而死,年仅39岁。
梁国武帝萧衍,登上龙椅的途径与萧道成相同。永元三年(501年),时任辅国将军、雍州刺史的萧衍,拥立南康王萧宝融即位于江陵,是为和帝。后来他起兵攻下齐国首都建康,东昏侯萧宝卷被建康守将所杀,萧衍遂自为建安郡公,总揽朝政,翌年又进位相国,封为梁公,不久又进爵为王。随后,他逼萧宝融禅位,自己坐上了龙椅,改国号为梁,成了梁国的开国皇帝。奉朝请吴均在撰《齐春秋》时,把萧衍称帝的经过如实写入。萧衍看了《齐春秋》,火冒三丈,下令罢去吴均官职,并将《齐春秋》付之以炬。
北魏大臣崔浩因编修《国书》而被杀,是中国史学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崔浩,字伯渊,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参预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过重要作用。太武帝神麚二年,魏世祖拓跋焘诏令崔浩编纂北魏的《国书》。崔浩奉诏后,很快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其中有中书侍郎高允与高谠、张伟、邓颖等一帮文官,连他的弟弟也参加编纂。最后由崔浩负责统稿,对全书做了最后的润色。
《国书》编好之后,本可以交差完事,但著作令史闵湛、郄标提出“请立石铭,刊载国书”的建议,即把《国书》内容刻石立碑,以传永久,并提出将崔浩注释的《五经》也一同刻上。古人把刻碑作为传世的重要手段,能将《国史》刻石立碑,使其永垂不朽,崔浩当然赞成,崔浩于是调集工匠,在首都平城东郊三里处辟了一块方圆130步的地盘,作为《国书》、《五经》的碑林。然而,这项以图“不朽”的工程,却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将史书刻石立碑,堪称史无前例,况且碑又立在通衢之旁,故前来看稀罕的人络绎不绝。崔浩在编修《国书》过程中,本着直笔写史的原则,把北魏皇室的丑闻秘事皆收录其中。在拓跋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崔浩常和鲜卑贵族的意见相左,招至鲜卑贵族和一些大臣的仇视和忌恨。这一下,他们终于抓住了崔浩的把柄,纷纷到拓跋焘那里告状。拓跋焘大怒,忘记了自己曾令崔浩“务从实录”等语,下令将崔浩及秘书郎吏以下参与修史的128人全部处死,并灭其三族。幸亏高允临难不惧,据理力争,这些人的亲属才免于一死。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被诛。崔氏家族及与其通婚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尽遭灭族,上千名无辜的人死于这场屠杀。这一血案,给后世史官的心理留下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
曾经做过史官的韩愈,深知修史之难、做史官之险,他在《答刘有才论史书》一文中,列举孔子、司马迁、班固、崔浩等修史者所遭的厄难,大发感慨:“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天刑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而人祸却是历朝难免。
由于帝王与权臣为掩恶讳过而屠刀乱挥,不知多少人因直笔写史而人头落地。然而,中国古代史官所遭受的重重厄难,并没有吓倒后来者,他们不畏艰险、冒死直笔写史的精神气节代代相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一些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史家应有的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以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可贵精神,秉笔直书史事,才使许多历史的真相传诸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