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不仅活捉张辉瓒，还收获一个克敌制胜“神秘武器”的领军人物——被毛泽东称为通信工作“开山鼻祖”的人。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他成为敌人的噩梦，屡屡将敌人重要情报破译无余、我军指挥信息不间断传递。在“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第二次反“围剿”中，在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中，在势如破竹的解放战争中，在“竹竿敲下飞机”的神秘空战中……他都屡建奇功。他就是曾先后任我军通信兵部主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四部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的开国中将——王诤。
投 身 革 命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24年考入苏州工业专科学校，1928年2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后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学科，1929年先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九、五十一、十八师担任师部无线电台少尉、中尉报务员。1930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并活捉师长张辉瓒，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次作战中，红军还俘虏了王诤、刘寅等10名无线电人员。当时王诤完全可以要个路条走人，但他毅然决然地自愿选择参加了红军。就在王诤等人参加红军的第四天，毛泽东和朱德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毛泽东说：“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是个新技术，希望你们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王诤通过与红军指战员几天的接触，并与国民党军作比较，认为红军才是真正的工农武装。从此，他把毛泽东勉励的“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要求作为人生价值观和毕生的坚定追求，为表达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他改名王诤，以“诤”字自勉，“诤言笃信，刚直不阿”。这年他21岁。
当时，选择红军就是选择艰苦卓绝、选择随时面临伤病和牺牲。1934年在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中，王诤率无线电分队随军委纵队强渡湘江，为了掩护别的同志，他身负重伤，昏迷过去。战士们轮流背他。渡江时，为了保护他，至少有7名年轻骁勇的战士牺牲。此次作战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官兵大部壮烈牺牲，其中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也正是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王诤义无反顾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红军有时每天行军达100里以上，此时在红一军团的王诤患了疟疾，发冷高烧昏迷掉队。周恩来副主席知道后连夜下令派一个排沿原路点着火把去找，也无音信。就在大家认为无希望之时，三天后，他硬是靠着坚强的意志，拖着孱弱的病体赶上了部队，并投入到更加惨烈的战斗和工作中。
屡 建 奇 功
反“围剿”中树威名 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用“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表达了反“围剿”胜利后的豪迈心情。然而，大战之前毛泽东的心情可不轻松。1931年5月，蒋介石调集18个师，约2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大敌当前，正当“朱毛”为如何破敌而焦急万分时，作为红军无线电队队长的王诤截获并破译了王金钰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田公秉藩部靠拢，成犄角之势……”不久，王诤再战再捷，又破获了敌所属二十八师拟进发东固的电报。毛泽东、朱德等得到这一情报后当机立断，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5个师、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向东包围了富田，全歼了敌第五路军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最终得以“七百里驱十五日”，歼敌3万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恼羞成怒，1931年6月，他亲自出任“围剿”总司令，调集23个师，约30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危急时刻王诤再次挺身而出，于6月30日截获蒋介石发给何应钦的急电——命敌军趁我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对赣南根据地进行“清剿”。根据这一情报，毛泽东当日致信告部属：“今日无线电消息，何应钦由南昌进犯到梧州，称其为前敌总司令。蒋介石有密电对何应钦……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要很迅速地向我进攻已毫无疑义。”毛泽东随即调整部署，避敌主力，打敌之虚，一举取得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的胜利。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对王诤说：“你收到的那份蒋介石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鉴于王诤在历次反“围剿”中所建立的功勋，1933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二等红星勋章。
四渡赤水显神通 《长征组歌》中“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歌词大家耳熟能详。可鲜有人知，毛泽东曾说过，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红军虽吃了两次败仗，但毛泽东扭转乾坤转危为安，调动红军巧妙跳出敌合击圈，两次入川，两占遵义，大战娄山关，取得胜利，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当时作为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及其战友，对毛泽东的“神来之笔”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时期，仅军委与各军团间的来往电报即达280余份。王诤等还通过电台破译敌密电，巧妙获取敌重要情报，对确保军委作战指挥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徐向前所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也了如指掌。”他还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
抗日烽火建伟绩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诤作为军委三局局长兼政委，为满足对全面抗战的需要，在延安共建立了八个战略无线电网络，包括对八路军、新四军各战略区及党的抗日游击队的中央军委联络网，以及对国民党军委会及友邻战区的协同联络网等，共80多个联络对象。毛泽东风趣地赞扬王诤说，没有你们三局，我们在窑洞里就没事做了。此外，王诤还先后选派上百名报务、机务技术精通得力的红军干部，到蒋管区和日占区各大城市，以各种隐蔽身份通过电台传递信息情报。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的原型李白，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李白是1931年红一方面军第2期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的，王诤是他的教员。李白毕业后，王诤任命他为红五军团电台分队政委，抗日战争初期又亲自挑选他到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1949年5月，李白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文化大革命”时期，李白被造反派诬陷为特务，遭掘坟鞭尸。王诤对李白情况非常熟悉了解，1975年专门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重新审查李白的案情。在邓小平亲自批示过问下，李白终于得以平反昭雪，墓地被重新修复。
解放战争保畅通 全国解放战争期间，西柏坡曾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如今西柏坡纪念馆，有个长达56米的“电报廊”，在两侧的大理石上雕刻了37份毛泽东和军委发的电报手迹。周恩来曾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就是天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这是对当时通信工作的高度评价。1945年9月，中央决定由陈云、彭真等选派20余名领导干部率20余万部队抢占东北，建立东北解放区。当王诤等被选派的有关领导已登机准备起飞时，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专门发急电说，同意选派去东北的人员，但唯独把王诤留下来。同年11月，中央任命王诤为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为确保对各战略区的指挥，王诤组织创造了“前轻后重”的通信组织方式。仅三大战役，军委总台送毛泽东亲自看过的各野战军电报达1000余份，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作战电报就400余份，发出周恩来起草的有关作战指示、批示等文稿也几十份。也就是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是通过无线电通信，洞察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全国最大的战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通信联络十分满意。他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周恩来将此褒奖概括为“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解放以后创奇迹 这里仅举两例，一是“竹竿捅飞机”。1964年，在一次外交部组织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外交部部长陈毅：“贵国最近连续打下了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陈毅说：“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大家都知道，竹竿捅不下飞机，这只是陈毅元帅的一种外交智慧与幽默。实际情况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制U-2飞机屡屡侵犯我领空，进行空中侦察活动。1963年3月至9月，敌机深入至我腹地侦察，三次飞入我国地空导弹设伏地点，但我国地空导弹部队屡击不中，这引起了中央的急切关注。作为四机部部长的王诤想，四机部集中了全国一大批电子技术专家，理应为导弹部队排忧解难。于是，他主动带上电子雷达专家，深入导弹部队，共同分析“号脉”。经过反复研究，找出了对策。“号脉”准确，下药对症，1963年11月我国一举击落U-2飞机。后又两次击落U-2飞机。从击落的几架敌人飞机来看，证明王诤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人们看到“竹竿捅下U-2飞机”的过程，或许觉得简单，但在当时各方面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是极其困难的，这也充分体现了王诤善于在实践中解决各类棘手问题的胆识和能力，以及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
二是“三年造出地球站”。1973年初，周恩来把王诤叫到西花厅，拿出一张尼克松访华时给我国的卫星通信地球站的照片问，这种设备我们能不能制造。王诤当即立下“军令状”，表示：“三年内我们可以把地球站造出来！”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作为四机部的一把手，王诤完全可以交给副手和下面的工厂、研究所办这项工作，但他亲自带领部机关、研究所有关技术人员，到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进行了49天的调查研究，走遍了当地几乎所有的电子工厂和研究所。随后，又多次召集邮电部、广播事业局、七机部及有关科研单位座谈，组织参观进口的美制卫星通信地球站。在此基础上，以四机部的名义，向周恩来、叶剑英写了《关于力争尽快解决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确定以江苏省和南京市为基地，七一四厂为龙头，组织全国150多个单位进行会战。试制期间，他还不顾身体有病，两赴南京检查进度，把有关厂领导找来，协调解决问题。在王诤亲自带领下，1975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的全部国产化的模拟式卫星通信地球站问世。当王诤将试制成功的卫星地球站照片送给重病住院的周恩来报喜时，周恩来对王诤说：“为期三年，言而有信，谢谢你们。三年了，终于见到了，要开庆祝大会，要盛大。”
深谋远虑，敢为天下先
王诤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与战友们一起创造了我党我军历史上许多领域的多个第一。
创建我党第一份内部信息报刊和第一个通讯社 人们都非常熟悉《参考消息》，它是现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之一，世界排名靠前。可是，少有人知道王诤就是这一报纸的重要创始人。1931年，中央苏区被蒋介石分割包围，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信息不灵，耳目闭塞。王诤便用带来的收报机，从纷繁干扰的无线电信号中，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报和国外各大通讯社的英文电讯，并翻译成新闻文稿。抄收国民党和国外电讯稿本不属于通信工作的职责，王诤本可以不管不问，况且收听敌台还要冒着通敌的嫌疑，但王诤为了解决信息问题，全然不顾危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看到王诤送去的电讯，视为至宝。这些新闻稿中，有国民党对各根据地进行“围剿”的战报；有顾顺章叛变的头条新闻；有蒋介石对地下党进行大搜捕的专题报道；还有蒋介石亲自督战对中央苏区调兵遣将的消息等等。毛泽东等没想到通过无线电能一下了解了外界的许多信息，解除了因信息闭塞而带来的万分困扰。毛泽东说：“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在政治上却是不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密切的。”从此，将这些电讯稿作为重要情报信息来源。随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之日，王诤又将抄收编辑的电讯稿定名为《参考消息》，油印发至大会代表们参阅。《参考消息》这一刊名也延续至今。在此基础上，王诤将100瓦电台定时兼发文字新闻广播，随时播发红军及苏维埃的消息。至此，诞生了党的第一个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到延安后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沿用至今。
创建我党第一家语音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也是王诤参与创建的。1940年春，周恩来副主席辗转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给我国的第一部广播机，随后，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广播委员会，周恩来指派由王诤负责主管广播电台建设。于是，王诤组织在王皮湾的半山腰上，凿挖出了两间面积较大的电源车间和广播机房石窑洞。当时的最大难题是只有4马力的发动机，功力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王诤研究提出，用两个汽油筒连接作为木炭炉，用燃烧木炭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做燃料，带动发电机运转。经数月试验，终获成功。12月30日，红色电波第一次把延安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被称为“人民广播第一声”。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及时郑重向国内外播发了中共中央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对揭露事件真相、震慑国民党产生了极大效果。
创建我军第一个通信器材工厂 1938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甚至连1.5伏的小电池也禁运。根据毛泽东“自己动手”的号召，王诤提出筹建通信材料厂。建厂之初只有20余人，设备只有皮带车床、手拉牛头刨床、手摇冲床各一台，所需原材料只能从缴获的破飞机、旧汽车、旧铁轨、民间散存的铁、铜、银、锡等金属品中获取。经过艰苦努力，相继制成了可变电容、可变电阻、波段开关等元器件。不到一年就成批生产出数百部小型电台以及电池、永磁式电话交换机等。到1938年底，元器件自给率达40%，两年后达70%。1940年7月，军委三局举办了通信器材展览会，展出了自制的收发报机及各种元件零部件。毛泽东挥笔为延安通信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王诤并不满足那些成绩，1942年春，他到通信材料厂，举着一部刚从日军缴获的只有闹钟玻璃罩大小的小型手摇发电机说：“要用三个月时间，让这台机器从我们厂诞生！”这部机器精密，已经残缺不全，要靠几台陈旧机床和破铜碎铁在三个月内仿制出来，困难可想而知。但在王诤亲自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奇迹般地试制成功了。据统计，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只有电台34部，1943年达到500部，日本投降前夕发展到近700部，比抗日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宣告了敌人囚笼封锁政策的彻底破产，较好地保障了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的需要。
创建我军第一个气象观测网 1944年，美军出于对日作战需要，请求我华北、华东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他们的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保证B-29重型轰炸机空袭冲绳、日本本土等战略要地时的飞行安全。我中央军委同意了美方的要求，责成王诤承办此事。王诤在与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小组艰难的谈判中，美方高傲地以八路军不懂气象观测技术和没有观察、通信器材为由，坚持由美方派人员带仪器设备到陕甘宁各军分区、华北、华东各解放区建立气象站，并以给我们10吨至20吨器材作为交换条件。王诤据理力争指出，美军可帮助进行短期培训并提供观测器材，但到各根据地建立气象站的人员必须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组织必须由我方负责，这是我们国家主权的问题，不容讨论。经过多次拉锯式的艰苦谈判，美方同意了王诤的意见。但又提出各地区气象站传到延安的气象资料，要直接发给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处理后，再分送我方使用。王诤坚决予以拒绝，提出应由我方统一处理后分送美方。最终美方被迫同意后，经过组织培训，在有关地区建立了20个气象站，同时建立了我军第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气象信息传送网，进而出色地为美国超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频繁轰炸提供了气象保障。同时为毛主席、周副主席与国民党多次进行谈判，以及尔后的军调部我方代表乘飞机往返延安，提供了很好的气象保障。
开创我军电子对抗事业 大家都知道电子战的重要性，而我军最早提出要重视电子战并提出成立我军电子对抗部门的，就是王诤。在朝鲜战场上，每次战役作战行动，我雷达部队都受到美军强烈的电子干扰。1951年底，志愿军司令部急电军委通信兵部称：请火速研究解决反电子干扰问题。对此，王诤亲自带队到前沿雷达站研究制定对策措施，较好地解决了问题。通过战场考察，王诤敏锐地感到电子对抗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我军目前还没有电子对抗的力量，这在未来战争中是要打败仗的。于是返回后，他报请决定在通信兵部雷达管理处下设反干扰小组，这是我军电子战力量的最早组织形式。后来，反干扰小组扩建为无线电技术对抗处、无线电侦察干扰部，负责全军的电子对抗工作。1958年9月起，王诤又负责先后组建了我军第一支电子对抗试验部队、电子对抗研究所和电子侦察设备制造厂。王诤在“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关押期间，中东战争中的电子战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1972年春，他获得“解放”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电子对抗。他亲赴中越边境各雷达站对美军干扰情况进行实地考察，返回后向叶剑英元帅汇报，并组织召开电子对抗工作座谈会，对电子对抗发展作出规划。1974年6月，王诤在军委办公会上提出了电子对抗建设发展报告，但因张春桥在会上的指责和刁难，建议遭到否决。对此，王诤焦急万分，找到毛泽东的亲家、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请他把信送给毛泽东。1975年6月21日信发出，毛泽东6月23日看信后随即批示，“请剑英同志找孔从洲商谈几次，为盼”。1975年1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上批示：“很好”。并批准王诤同志为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副组长。根据毛泽东主席批示精神，1976年11月，总参正式组建第四机部，中央军委任命王诤为副总参谋长并兼任总参第四机部部长。从此，王诤领导我军电子对抗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9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军电子战显示的威力震惊世界，人们回想起王诤在此事业上的独到见解，对他的科学预见无不为之感叹。
开创我军指挥自动化事业 上世纪50年代，美军首次建立了北美自动化防空系统，苏联也积极发展自动化指挥系统。王诤从战略全局科学地预见到C3I系统在未来战争的重要意义，于是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组织召开科技发展规划会议时，作为军事电子学规划组组长的王诤，提出组织研发我军的自动化防空系统的建议，得到周恩来和与会代表认可，并进行规划。规划确定后，王诤亲自组织研究筹划，制定具体方案。1959年，中央任命王诤为该项目的领导小组组长。由于这一项目是涉及多学科、高技术与现代作战指挥相结合的复杂系统工程，故当时有人认为，我们不具备条件，是吹牛放炮、头脑发热。王诤力排众议，科学筹划，大胆实践，于1966年完成了总体设计，以及模拟实兵引导、拦截试验，取得了满意成果。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该项目被迫停了下来。1972年，王诤刚被“解放”，还未恢复工作，就急切过问这一项目情况，决心重整旗鼓坚持再干。1974年，完成了北京至××的雷达情报半自动化传送处理中心。在此基础上，他向中央提出了《研制我军战略指挥自动化系统工程》的报告。1978年1月报告得到批准，并成立了由王尚荣、王诤两位副总参谋长牵头的战略指挥网自动化系统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确定建立自动化指挥专用保密电话网、作战文书自动化处理系统等项目。从此，我军战略指挥自动化建设正式起步。王诤为此呕尽了心血，直到生命的终结。今天我军指挥信息系统已得到大力发展，这离不开以王诤为代表的前辈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
此外，王诤还组织创建了我军第一所通信学校、第一部通信刊物《通信战士》，并开创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电子工业、邮电、航天等事业。
诤言笃信，刚直不阿
王诤以“诤言笃信，刚直不阿”自勉。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也确实用行动力行了这一信念。
“抢救运动”中冒险谏言 1942年，延安搞“抢救运动”，军委三局很多技术人员蒙冤受屈，被打成特务、特嫌，许多人敢怒不敢言。王诤无私无畏，利用春节给毛泽东主席拜年的机会建言申述，希望干预极左过火的严重问题。最后，毛泽东亲自对前来拜年的三局的同志说，在运动中有些受了委屈，被戴错了帽子，这好比夜间搞演习看不清楚，自己人身上被刺上了白灰点子，打错人了。对此，我向大家赔礼道歉，并致军礼！在场的同志流下了感动和喜悦的热泪。
与苏联专家“打官司” 1957年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王诤为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协助钱学森工作。二分院建立后，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制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十分棘手、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当时苏联专家要求，一切都要按他们定的框框办，不能有任何走样。如，翻砂用的沙子必须是苏联某河流的，木材必须是西伯利亚小白桦林的，皮革必须是苏联某地的小牛皮，实验用的液氧必须用苏联产的等等。王诤认为，这些材料国内已有代用品，如果一切都用苏联的，既浪费国家外汇，更不利于自力更生。对此，他与苏联专家据理力争，有时在楼道里都听到他们震耳欲聋的争吵声。双方争执不下，就把“官司”打到了聂荣臻那里，由聂帅定夺。最后证明，王诤的意见是对的。由于坚持了自主研发方针，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因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供货后带来的影响，促进了新型导弹的研发进程。这件事使我们看到王诤凡事从实际出发，敢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需强调的是，尽管王诤与许多苏联专家因工作发生过争执，但相互间仍为挚友。1991年，92岁高龄的原苏联顾问什那金应邀来华参加中国航天事业庆典，他提出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王诤。当得知王诤已经去世时，他深为失去这位老朋友而难过，执意到八宝山拜谒，敬献鲜花，表达了对王诤的情谊与怀念。
“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诤遭批斗迫害。造反派有时硬按着叫他低头，一放开他又昂起头来，而且昂得更高。他因此经常遭到毒打，以致肝脏受伤、肋骨断了三根。1968年8月的一次批斗会上，王诤理直气壮地说：“我反对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多中心，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毛主席。林彪不是一贯正确，历史上和‘文革’中都有错误，他架空毛主席，这还不严重吗？”造反派问：“你敢不敢写下来？”王诤回答：“写就写，怕什么？”他立即把这些内容写在三张条子上。林彪集团干将黄永胜等立即指示：向中央写报告，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王诤。周恩来看到报告后立即呈报毛泽东。1970年11月14日，一向深知王诤的毛泽东批示：“王诤是有功的，对他的处理要慎重。”然而，黄永胜等仍以“三张条子”有罪为由，要王诤下放劳动改造。一些好心的领导劝王诤写个检讨，王诤坚决不写。其后，一些同志从大局出发，瞒着他代写了检讨，并让他的长子王苏民模仿他的笔迹签字，送给黄永胜以求“过关”。王诤发现此事后，当即抓起茶杯砸向长子王苏民头上，使其鲜血直流，并随即给黄永胜写信声明：“那份检讨是别人瞒着我王诤代写的!”黄永胜看了后气急败坏地说，“毛主席说王诤有功，不等于他无罪。让他马上回干校改造”。在关押期间，王诤通过家人探视了解到，5个儿子已分别发配到辽阳烧锅炉、京郊挤牛奶、邯郸水泥厂、延安和云南橡胶林场，妻子马上也要去干校，于是写了一张纸条给妻子：“德兰同志：我没有什么好检讨的，我要斗到底，好在孩子们都大了，都有安排了。你要实在顶不住，就离婚好了……”由于绝不检讨，王诤的问题最终被“挂起来”，直到林彪折戟沉沙。
英雄老去心犹壮，
独立苍茫若有思
1977年，王诤因积劳成疾，被检查出了癌症，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王诤的秘书李而炳回忆说：1977年初，一次空军请王诤到外地观看实验项目，因安排不周，让身为副总长的王诤坐火车硬座，王诤正患感冒，车上又没有暖气，直流鼻涕，而他毫无抱怨，在车上照样听汇报、谈工作。后来才知道，当时他已是癌症晚期。1977年王诤经过七八小时的手术，左肾被摘除。不久，癌细胞又侵蚀到两肺，导致胸腔积水，呼吸都困难。他在生命最后的1年零4个月里，把生死置之度外，争分夺秒工作。1978年初，总参第四机部在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王诤时任副总参谋长兼任四机部部长，执意要去，并在医生陪伴下带上氧气袋现场指挥。一天下来，他累得大口喘着粗气，呼吸困难，脸都憋红了。尽管如此，第二天还坚持在现场作演习总结报告。回京后，王诤病情加重，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国家电子工业和我军电子装备的振兴。他在病床上一边输氧，一边强撑着听取工作汇报，并最后一次主持召开四机部党组会。他还亲笔向中央写了关于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的专题报告，报告倾注了他最后的心血，凝聚着他最后对事业的深谋远虑。
王诤临终前，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看望。王诤对看望的领导说：“请放心，四机部的班子已配好了，通信兵的工作已安排好了。我最担心的是总参四部的工作，电子对抗比较抽象，人们还没有应有的认识。”这是他最后一次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叶剑英请著名画家李苦禅画了一只雄鹰图送给王诤，叶帅在画上题写了“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若有思。”这正是王诤晚年的写照。1978年8月13日，王诤走完了他的光辉人生历程，终年70岁。他用生命书写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动人篇章，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人生意义。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