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部门经理、总经理、董事长这些领导，但他们不懂这些，也不这么称呼，他们只叫大老板、二老板、三老板等。有定单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拼命干活，没定单的时候就天天耍，闲得忧愁。他们抽5块钱一包的纸烟，女人吃五毛钱一根的冰棍，渴了就嘴对着水龙头喝自来水。发薪水了就把钱存到一个卡号上，那张四四方方的银行卡则保管在几千里外父亲或者母亲的手里。他们一个星期打一次电话回家，问候父母的身体和庄稼的长势，有时候也问到牲口，或者左邻右舍的事情。故乡遥远。亲人遥远。乡邻遥远。嫂子的堂妹，舅妈的侄女，伯母的侄儿，同学的哥哥，父亲朋友的女儿，这些沾亲带故转弯抹角的亲戚和熟人，也都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散落在某个城市的某个不可知的角落，也许是在一间工厂，一家餐馆，或是一个什么砖场， 一个建筑工地。每天在他们身边一起流汗，一起挣扎着挣血汗钱的，是说着陌生乡音的年轻人，他们来自遥远的不知名的地方，那些地方，以前仅仅在小学和初中的地理课本上看见过。而如今，这些来自不川地方的陌生人，说着五花八门的乡音，在一个陌生环境里相遇，做着同一件事情。他们都年轻，都憨直气，皮肤上泥土的颜色还未褪尽，有着土地的青涩和羞怯。都是年轻而蓬勃的生命，也许要经过一些吞吞吐吐的暗示，一些遮遮掩掩的试探，也许还有旁人的点拨，总之，这些年轻人在异乡，就好上了。
春节足寨子最热闹的时候。村里来来往往的人中，有好些个衣着洋盘的媳妇，她们南腔北调，在丈夫的指引下，大大方方地向寨子里老人长辈问好，从随身的小手袋里掏出糖果来逗小孩子。这一代人的婚娶，已经小像父辈那样，距离局限于对山的板凳岩，山后的王家家坨，和山背后的冯家沟了。这些媳妇的姓氏，也不是冯家沟的冯，任家山的任，马家坝的马了。她们中有些姓氏，村里人简直闻所未闻，姓关，姓藏，姓米，姓桑，有个山西猗氏县的媳妇居然姓令狐，这真让村民长了见识。这些媳妇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结果，父母一点也没操上心，没有三媒六证、认亲过礼的繁琐程序，两个年轻人在外面情投意合了，见了父母，拜了天地，就成了夫妻。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媳妇，又都在大城市见过大世面，灵动秀气得很，嘴巴也远比本地的姑娘旷达，实在叫老少几辈人满意和惊喜。那些女孩子的家乡，大大超出了村民的地理认知极限。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张中国地图挂在他们面前，他们会发现全国各省的姑娘像鸟儿一样拍着翅膀飞到池流水这个寨子来了。而那些女孩子的家乡在村民听来，跟外星球差不多。
贤吕的二儿子三毛给老汉写信，报告在深圳耍了女朋友，那姑娘的家乡是个大地方，毛主席都坐过。
此后，贤昌逢人便说，三毛媳妇的娘家是大地方，就连毛主席都坐过。
毛主席都坐过，那必然是大地方了。
人问：是不是韶山？
不是。
瑞金？
不是。
西柏坡？
不是。
再问： “未必是延安？”
贤昌把延安两字在嘴里念叨几遍，恍然道： “就是盐淹。那地方有条河，叫盐河。一涨水，城里就盐淹了。”
“盐淹”到底在哪里呢？贤昌赶场，在供销社的新华书店代销点买了一张中国地图，贴任大门上。世界就在眼前了。贤昌在密乱如蚂蚁的河流、山峦、城市、铁路等名字中，找到一个红色的小圆点，食指·点，“这就是延安了。”穿过这个圆点的.条绿色的弯曲的细线就是延河。贤昌把门上的春联纸撕下拊指大一小片，蘸上浆糊，粘在“延安”两个字上。
这以后，贤昌经常请人去家看地图，指着小红纸片，得意地说“这是三媳妇的娘家，那是个人地方，毛主席都坐过”。
珍昌去贤昌家看地图的时候，在密如繁星，乱如蝼蚁的小字中，找到了儿媳的故乡河南新乡。珍昌也撕下一片春联纸，粘在“新乡”两个字上。
这以后，寨子里的人都来贤昌家看地图，找媳妇的家乡。聊一会，感叹一会，就撕下一小片春联纸，粘在媳妇家乡的名字上。有女儿外嫁的，也在女儿婆家的名字上粘上红纸片。开春后，贤昌的地图上，已星罗棋布，又星火燎原般地，粘上了几十张红纸片。贵州，河南，山西，新疆，陕西，湖北，甘肃，好多省都有小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