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也都独树一帜。总之，如图2所示，宏观经济理论是依据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即AD-AS模型，通过政府对财政领域包括税收、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和货币领域包括货币供应、利率等的调控，增加总供给和总需求，继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加，实现充分就业，同时又尽量避免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政治经济理论。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从所有制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机理和解决方法，提出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应改革生产关系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可以看出，经济理论总是针对经济问题而存在和发展，它是经济理论基本的发展规律。图3揭示了主流经济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指引着世界经济不断前行，然而，经济问题依旧存在，各国周期性的经济问题以及伴随着的大量失业时有发生。美国次贷危机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问题，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等问题都有待解决。以往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问题的文献主要探讨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否会阻碍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又是否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而很少探讨收入分配本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围绕企业这一经济体中最为核心的主体及其收入分配这一经济增长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通过分析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来解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直接内在的联系，并依此探讨上述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和政策建议。
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企业是一个宏观经济体最为核心的主体。一方面，企业是产品和劳务供给的主体；另一方面，企业是收入产生的主要来源。企业收入分配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一方面，产品和劳务的供给由企业的投资生产来决定，继而由企业投资生产积极性来决定，最终由企业从所能得到的收入来决定，这使得企业的收入分配决定了社会的总供给；另一方面，收入决定了支付能力，这使得企业的收入分配决定了经济体中各个群体的支付能力，继而决定了各个群体的有效需求水平，最终决定了经济体的整体有效需求水平。企业的收入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平，更关系到经济效率，同时决定了总供给和有效需求，继而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
在一个由许多企业所组成的宏观经济体中，企业提供产品和劳务所形成的收入在扣除投入成本后的部分会以一定的比例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分配，员工以工资的形式获得他们所分配到的收入，企业以利润的形式获得他们所分配到的收入，一定的工资水平和利润水平对应了一定的收入分配比例。不同的收入分配比例会产生不同的宏观经济效应，使得整个宏观经济体处于不同的运行状态。收入分配比例过低会导致经济过剩，收入分配比例过高则会导致经济短缺。
（一）宏观经济中的生产过剩
自发状态下，生产资料由企业家提供，企业提供产品和劳务所形成的收入在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分配会由企业家来主导。对于员工来说，所能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就是该工资水平能够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他们总是在这一工资水平上到能提供最高工资水平的企业工作；对于企业家来说，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总是会使自己尽可能地分配更多的收入。两方面的博弈会使得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最终保持在能满足员工基本生活的水平上，这种工资水平就对应了一个很低的收入分配比例。在这一分配比例下，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会出现不足。一方面，企业家分配到了企业收入中的大部分，这会激励他们继续进行企业投资并扩大生产，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社会产品和劳务的供给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同时，企业家的收入也大幅增加，支付能力也相应大幅增加。但是，作为自然人，企业家的消费需求是有限的，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也只占极少部分，这就使得企业家为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有效需求局限在了其有限的消费需求上。另一方面，员工在整个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他们有着很旺盛的消费需求，然而在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却始终只能得到满足自身基本生活水平的收入，因而支付能力也十分有限，这就使得员工为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有效需求局限在了他们有限的支付能力上。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必然使得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不断增加的供给而言出现不足，产生生产过剩的矛盾。这种矛盾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便会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问题，大量企业因产品销售困难导致生产难以持续，企业库存产品堆积如山，失业就会增加，社会大多数成员因为缺乏支付能力而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
（二）宏观经济中的生产短缺
企业的收入分配如果受到外界因素的干预，使得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相对于自发状态下大幅提高，即企业家得到的收入大幅降低而员工得到的收入大幅提高，这可使得经济陷入短缺的困境。受外界因素的强制干预，如果企业家分配的收入大幅降低，企业家投资生产的积极性将会受到严重打击，生产投资也会大幅缩减。一方面，企业家为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包括厂房、设备和资金，这些资本都包含着隐性成本即企业家原本可以用这些资本去进行其他投资而可以获得的收入。企业家用这些资本进行企业投资，无形之中就放弃了那部分原本可以获得的收入。另一方面，企业家从开创企业到经营企业，从产品的生产到产品的销售，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家还要为企业的投资承担风险。企业家投资的积极性并不是由实际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期望收入决定的，因为投资总会伴随风险，投资所能产生的实际收入投资前并不能确定，投资前所能确定的只是根据风险水平确定的期望收入。如果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大幅提高，那么企业家的期望收入将会大幅减少甚至可能为负，这样由期望收入决定的投资积极性就会极大地受到打击甚至失去投资动机，企业家会减少生产甚至退出生产，使得企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大幅减少。而与此同时，员工由于收入分配比例的提高获得了较多的收入，支付能力也得到增强，加之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占绝大多数，有着很旺盛的消费需求，这样就使得员工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旺盛的有效需求。这样必然使得整个社会不断减少的供给相对于旺盛的有效需求而言出现不足，产生生产短缺的矛盾。这种矛盾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便会造成生产短缺的经济问题，企业不断缩减生产，整个社会的产品和劳务出现匮乏，整个社会对产品和劳务又有着较强的需求，并且也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可是却无法得到满足。
（三）经济常态与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
自发状态下，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总是偏低，它决定了生产过剩是经济的常态。在生产过剩的状态下，过度刺激出口和金融创新能缓解生产过剩的矛盾，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从长期来看，它们也会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并使其以一种破坏力更大的形式爆发出来或者引发其他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问题。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一场金融体系的危机，但实质上是美国房地产经济在过剩的状态下由过度金融创新而引发的经济危机，金融在整个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发状态下，企业收入分配比例总是偏低，它决定了生产过剩是经济的常态，美国房地产经济亦是如此。为了缓解供需矛盾，同时也是在利益的诱导下，一些金融机构推出了房地产次级贷款，给那些支付能力不足的人提供住房贷款，同时又帮助贷款银行将这些等级不高的贷款打包成资产支持证券并衍生出更多资产，然后出售给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银行、基金、商业银行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机构。这样，在金融的促进作用下，就形成了一条规模极其庞大的信用链条，而这一切又全建立在房地产经济这一薄弱的基本面上。短期内，次级贷款一方面能帮助没有支付能力的购房者购房，另一方面能促进房地产开发商开发更多房产，这将很大程度上缓解房地产的供需矛盾，同时也促进房地产经济的繁荣以及资产支持证券及其衍生证券这些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然而，长期内，这只会使房地产经济过剩的矛盾进一步的积聚，并以一种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危机形式爆发出来。贷款购房者不仅要归还本金，还要归还利息，这将使得他们原本就不足的支付能力更加脆弱，并使得房地产经济原本就不足的有效需求被进一步地削弱。同时，在次贷的拉动作用下，房地产开发商不断开发地产，这又进一步地加剧了原本就已过剩的供给状况。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供需矛盾不断积聚。由于以资产支持证券及其衍生证券形式存在的巨额财富遍布全球，美国房地产经济供需矛盾如果爆发，经济如果陷入危机，那么这些财富将随之缩水，这将造成全球财富的损失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问题。积聚已久的危机最终被美联储连续多次调高利息变为现实。
中国长期以来都面临着内需不足的问题，为了缓解内需不足的状态保持经济增长会大力刺激出口；同时，产品和劳务在国内找不到销路，企业也会竭力争取出口。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出口会不断增长。由于内需不足，进口偏少。这造成了长期性的贸易顺差，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的压力。另外，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并考虑到结售汇制度，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增长。1994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为516.2亿美元，而到了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持续增长到了8188.7亿美元，在2011年3月份则突破了3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规模使得资产缩水问题日益突出。如果构成外汇储备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那么以外汇储备形式存在的财富也将随之缩水，由于规模巨大，这种账面损失也会较大。经过出口的长期刺激，国内经济逐渐形成了出口型的增长模式，它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失衡，给人民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压力。在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国内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围经济的拉动，而一旦外围经济出现问题，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减少，那么国内经济也将随之受到影响。依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容易受到汇率的影响。汇改后，人民币持续升值，200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8.11左右，而到2011年底已经升值到6.33附近，升值幅度超过20%，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将通过影响出口继而影响到整个国内经济的增长。
经济均衡增长的政策建议
根据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分析，经济的运行状态与企业收入分配比例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如图4所示，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的状态中，既没有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经济过剩，又没有因为有效需求过剩而出现经济短缺，企业积极生产，经济稳定增长。令此时的收入分配比例为Mf，如果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偏低，小于Mf，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将出现不足，产生过剩的经济困境；如果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偏高，大于Mf，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将出现过剩，产生短缺的经济困境。
继续主动调节企业收入分配是实现经济均衡增长最根本的方式。自发状态下，企业收入比例总是偏低，经济自发地走向过剩。此时，可以提高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来改变经济过剩的状态。随着企业收入分配的提高，员工收入增加，支付能力也会增强，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也将增加，企业的产品和劳务可以顺利地找到销路。对于企业家而言，初始提高收入分配比例时，他们的收入会随之下降，然而随着整个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企业销售产品和劳务所形成的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企业家收入又会随之提高，这也将促进企业家进行投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过剩状态逐渐得到扭转，同时又不会因为挫伤企业家投资积极性而造成产出的下降，从而实现经济由过剩状态向均衡状态的良性转移。如果收入分配比例的不断提高使其超过了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比例，经济就会陷入到短缺的困境中。一方面，员工的收入随着分配比例的提高而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也将随之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随着过剩状况的逐步缓解，企业家收入由企业整体收入提高而提高的部分已经无法再弥补由收入分配比例提高而降低的部分，企业家的收入最终会不断减少，投资生产的积极性也会不断受挫并因此而减少生产，企业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就会不断减少。两个方面共同的作用最终将使得经济出现短缺。此时，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就应该降低，使得经济回到均衡增长的状态之中。
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常态下，企业家提高自己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只能提高少数员工的支付能力，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显得微不足道，企业产品和劳务的销售难以增加，企业的整体收入难以提高，这样企业家的收入并不会因收入分配比例的提高而提高，最终导致企业家不会提高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因此，从企业家的角度而言，经济难以从生产过剩的困境中自发地摆脱出来。政府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部门，可以依据所掌握的宏观经济信息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状态，并根据企业收入分配比例与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主动调节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处于过剩或短缺中的经济施以与之状态相反的作用力，使得经济摆脱生产过剩的困境，同时又不至于陷入生产短缺的泥潭，最终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创新和刺激出口在生产过剩状态下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提高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摆脱生产过剩的困境，就可以化解房地产经济的供需矛盾，继而避免金融对供需矛盾的积聚作用，最终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而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宏观经济问题，继续提高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增加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支付能力，继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就可以逐步改变贸易顺差的负面效应，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从长期来看，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继而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由出口型增长模式向内需型增长模式的良性转变，促进人民币汇率稳定并为提高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打好基础，最终实现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均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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