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之义，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当代中国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必须具备清醒的理论自觉意识。在学理层面，要坚持文化结构论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传统；在方法论层面，要坚持返本、对话与开新的有机统一；在价值层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2—0143—05
自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国内成为一种“显学”后，学者们在文化现象、文化批判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特征和命运、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精神的冲突、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新文化精神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化哲学也因此被学者们称为“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①。然而，笔者发现，作为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化结构论，就目前而言，学术界对其研究还不够充分，未形成较全面的理论体系，甚至出现了一种淡化倾向。文化结构的优化，关系到文化的交流、变迁与创新，在当今“回到马克思”、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的学术号召下，在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深入系统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对进一步发展文化哲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的内在语境和时代语境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不能简单地追随别人的思想和方法印记，既不是“顺着讲”，也不是“对着讲”，而是要具备自己的理论自觉意识“接着讲”，这种“接着讲”必须是“独辟蹊径”的。
一、学理层面的自觉：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传统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首先必须要弄清楚马克思理论是否承认其“合法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今天，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相对于整个文化大系统来说，文化结构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因为从系统论角度来看，只有结构合理优化了，系统的功能才会增强。文化结构论虽然较早地出现在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著作中，但是，作为人类优秀思想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时，不可能忽视文化结构问题，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文化概念。虽然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不顾当时的学术背景，较少使用‘文化’概念。他不仅没有把‘文化’概念当成一个中心概念来使用，而且还十分警惕这种中心化的倾向”②。但是“警惕”不是“忽视”，而是为了更合理地将其“名正言顺”。从马克思的文本理论与实践理论来看，文化结构论是马克思理论的运思传统。
二、
文化结构论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得到了全面体现。马克思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的东西、经济的东西，归根到底是物质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决定着社会面貌的变化与社会结构的更新。马克思之所以在“原初的历史关系”上提出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活决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恰恰源于对文化的现实性关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③在这里，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生活条件”，其实质就是物质文化，它是人的全部社会活动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剖析了物质文化，还发现了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精神文化。马克思曾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④。马克思在告诉我们，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得知，精神文化已经在马克思那里得到确立。其实，早在1842年，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中就说过：“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自由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是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想化的获得体现的文化。”⑤马克思在这里将精神性斗争与文化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他对精神文化的认可。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还发现了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一种重要中介文化——制度文化，他认为人类文化应该由这三种文化共同组成。马克思曾经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时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⑥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文化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制造呢绒、麻布等，属于物质文化，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关系，属于制度文化，第三个层次是原理、观念等，属于精神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中介，精神文化是更高的上层建筑。为了进一步指出三种文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上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⑦在这里，各个文化层次之间的关系得到明晰。用许苏民的话说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物质文化中渗透着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为物质文化所决定，同时又以一定的精神文化观念作为存在的前提，并在其中凝结着、沉淀着精神文化的因素，而又反转过来给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精神文化归根到底为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所决定，但又受到制度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并且反作用于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⑧
此外，马克思理论的运思传统还阐释了文化的结构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马克思站在解放全人类，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上，通过对文化结构的分析，揭示了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每一种文化的转型、创新、批判等，都会以其原本内含的超越性和革命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没有文化，人类就无所谓更高级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将会失去一种永恒的动力。这种理念在马克思论述中国的四大发明时体现了出来。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⑨他进而明确地说：“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⑩
因此，关注文化结构，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传统。马克思关于文化结构的观点，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它为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武器。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到“政治文明”的建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姓资姓社”的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最后到“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反对个人崇拜、坚持民主和法治原则到“依法治国”的提出，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到“以德治国”，再到“以人为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系列伟大的实践无不证明了马克思文化结构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
二、方法论层面的自觉：返本、对话、开新的有机统一
既然文化结构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运思传统，那么，在当代中国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就必须将这个传统发扬光大，而这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思维。从当前中国文化研究的实际来看，这个科学的方法论思维应该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返本——文化寻根。这种方法，就是指通过文本考证、文献梳理等方法，把马克思的文化论断、原生态文化结构思想还原到其原初的文本语境中解读或释放其含义和意义的研究模式。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必须要尽可能地了解马克思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结构的理论，这样才能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源泉。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许多文本还未开发出来，那么，在完整、全部的马克思文本呈现之前，我们绝不能止步于现有的文化结构论解读。王东教授在倡导建立中国马克思学时就着重强调“以马解马”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文本的内容和文本所处的时代背景等进行全面、深邃的概括。这种方法论模式同样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所需要的。客观地说，在当代中国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既是基于“回到马克思、检验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需要，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在马克思的文本、文献中进行文化结构思想的理论寻根，这种返本模式，可以保证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的建构获得更多的理论支撑和事实资料，从而为其进一步创新奠定基础。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返本模式必须坚持价值的中立性，更要防止解构主义的倾向，否则会影响返本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度。
第二，对话——文化交流。这种模式就是加强与外部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实现自己内容的充实和视野的开阔。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代世界，在中国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加强同西方学界的对话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方面，马克思的文化结构思想本身就诞生于西方的文化世界，肯定和西方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通过与西方学界的对话，或许可以发现更多鲜为人知的马克思文化理论背景。另一方面，从目前国内文献来看，关于文化结构论的研究并不充分，一些学者仅在文化哲学或文化社会学的著作中有所论述。如，许苏民在1990年出版的《文化哲学》一书中，对文化存在形态、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以及文化可分性与不可分性作了专门论述。随后，衣俊卿先生在其《文化哲学》中对文化存在形态进行了论述。司马云杰在其《文化社会学》中对“文化圈”、“文化层”进行了界定。相比于中国，西方学界对文化结构的研究不仅要早，而且流派众多、内容丰富，不乏新的观点。从18世纪维柯的《新科学》，到新康德主义，西方哲学就将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哲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西方文化哲学开始兴起，文化结构论也随之得到学界重视。菲利普•史密斯的《文化理论导论》、罗伯特.F.莫非的《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威廉.A.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等著作，从人类社会的起源、发展角度出发，阐述了文化的结构及其功能、文化的符号学分析以及文化的现代性分析。如，将人类最初的发展分为原始物质文化、原始社会组织关系与制度以及原始宗教、语言文字、艺术几个方面。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反弹琵琶，通过研究文化结构，发现文化不是人类独有，动物也有文化。如，英国的凯•米尔顿在其《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中就指出：“我建议我们放弃任何声称文化是人类独一无二特性的企图，借此假装人类是‘不同’的，并以这种方式将人类与其他动物截然分开。就任何物种都不同于其他物种而言，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于世，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世界而言，人类是独特的。”在凯•米尔顿看来，动物也有文化特性。这种观点似乎与马克思的人和动物本质区别的观点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人在劳动实践中产生了思维和意识，具备了文化特性，而动物却没有，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凯•米尔顿的观点虽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是“片面的真理颗粒也总比陈词滥调的全面真理更有学术价值”。此外，西方的学术会议也比较活跃。如，1984年，在罗马利亚召开的第17届哲学大会将文化作为会议的主题。199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哲学大会将“世纪转变中的文化、价值和人类”作为议题。西方学者研究文化结构的最大可取之处在于以促进人类更加繁荣为目的，以对文化的重视作为自己的理论主题，从而对西方文明形成理性反思。西方学界对文化结构的诸多研究为当代中国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借鉴。因此，在当代中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必须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结构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和合理因素，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在加强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切忌照抄照搬，要辩证分析，取其精华。如，西方文化研究中根本立场的狭隘性就要摒弃。
第三，开新——文化创新。这种模式就是在返本模式和对话模式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基，结合时代国情，实现文化结构论研究的创新，即“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张岱年和方克立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倡导通过“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其实也给当代中国文化结构论的研究指出了方法论思维。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构建，不仅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去探求原生态文化结构思想，积极同西方学术界展开文明对话，还需要我们将这些返本和对话的成果与中国的优良传统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更高层次的现实反思和批判创新。也就是说，要学会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的建构纳入到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大范畴中，根据它们的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通过这种方法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将会实现马克思文化结构论的创造性发展。这也体现了马克思文化结构论的民族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特色。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这种“开新——文化创新”的方法论思维关键在于现实实践要求，这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不仅在认识领域，而且在整个哲学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实践不仅具有动态性，而且具有静态性。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必须将文化结构论的历时性动态生成维度和共时性静态存在维度结合起来，回到实践，紧跟时代步伐。
以上这三种方法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补整合，相生发展的关系。首先，无论是“对话”还是“开新”，都离不开文本依据，参照“返本”的研究成果；其次，“返本”如果没有“对话”，其过程将会变得更复杂，准确性也会降低，而“开新”离开“对话”，其理论知识的来源将会变得更少；再次，“返本”与“对话”如果离开“开新”，必将陷入目标上的盲从和困惑，失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要在这三种方法论的文明交流与对话下才能实现。
三、价值层面的自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不仅需要解决“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还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关于“为什么”这个问题，学理层面和方法论层面都不能很好的回答，只有价值层面的自觉才能回答。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是马克思文化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升华，而马克思所有本真精神对“现代性的诊断、对物化景观的批判、对异化逻辑的超越所要建立的新型社会形态，本质上是为了解放人，为了人的存在与发展，即为了解决最广大人民的生活自由这一根本问题”。按照这样的逻辑，检验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正当性与合理性最为根本的准则和价值尺度就是看能否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能否真正坚持以人为本。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就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的内涵和效应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有尊严。如果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脱离了这个主旨价值，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一言蔽之，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建构的终极价值。
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要做到“以人为本”，就一定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寻找现实的道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来看，这条道路就是给人民群众以切实关怀，具体来说：首先，要致力于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生活条件等。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的科学性，厘定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文化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关系，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找到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途径。其次，要建设人的共有精神家园。人类在历史的发展中，必须要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否则精神世界就会变得空虚。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必须要致力于追求精神价值，建设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曾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此同时，胡锦涛还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民族凝聚力”也是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题中之义。胡锦涛的这些话旨在告诉我们，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必须重视文化的作用，发挥文化的力量，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必须追求精神价值、建设人的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还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要致力于建设人的共有精神家园的“应然性”。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要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的研究，发掘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吸收、创造更多先进的时代文化，为中华儿女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源泉。再次，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法制意识，培育他们的民主和法制行为。民主和法制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保障，当前，我国的民主和法制正处在发展中，虽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和发展。如，党的十七大确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十二五规划”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重要内容等。而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敌对势力经常借“民主”的旗帜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法制意识，培育他们的民主和法制行为迫在眉睫。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一定要具备这种理论自觉意识。我们要通过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发掘制度文化方面更多的优秀资源，尤其要关注制度文化的构造、制度文化的变迁方式、制度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为创造合理、通畅、有序的制度环境，为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和现实途径。最后，关注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和谐发展。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当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出现了诸多不和谐因子，主要包括个体间的矛盾、个人与群体的矛盾、群体间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等。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一定要通过分析人类文化结构的发展逻辑、特征和规律，找到解决以上矛盾的途径，使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更加和谐。总之，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在当代中国的建构，只有从以上四个层面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注释
①⑧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08—109页。②黄力之：《巴黎手稿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学术研究》2005年第7期。③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67、74、141—142、56页。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4页。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473页。凯•米尔顿：《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袁同凯等译，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82页。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杨楹：《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与实质》，《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4页。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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