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的思想、文化轨迹上，阅读成了最可贵的印记
1951年：《毛泽东选集》
“文革”中有个曾经流行的词叫“雄文四卷”，指《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出版其中的第一卷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据说是中共中央1949年就确定了的。大概是要花上一段时间搜集资料、编辑文字(该书出版说明说“由于在长期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再加上胡愈之说到的一个原因，“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到1951年10月份，这本书才出版发行。
很巧，按当时“马恩列斯毛”一说的排序，自己偶然集到手边的几本旧书，正好合上这个次序。1949年出版的《列宁的生平和事业》，1950年出版的斯大林的语言学著作，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从一般读者的观感来说，循序渐进，章法严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三卷读到过“《毛泽东选集》发行计划”。该计划第一句话是“《毛泽东选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著作”。
为确保其隆重面世，1951年8月13日晚，在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工作会议上确定：“以前拟订的毛选印制计划全部作废”；“分卷集陆续出版”；“平装分卷本造货数量加至100万册”；“拟一个‘毛选印刷质量标准’”。专门为一种书拟订印刷质量标准，不知是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在拟订印刷质量标准的同时，胡乔木还间接地提出了一个编校标准。是年8月28日，他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工作会议上说：“苏联的《列宁全集》35卷，连标点符号在内，没有一个字更正。”他的意思不妨理解为，苏联能做到这个地步，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虽然他不是讲《毛泽东选集》，却特别适用于这本书的要求。
相关信息往一起汇合。“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著作”；专为该书拟订印刷质量标准；35卷《列宁全集》无一错别字的先例……自然会使参与这项伟大工作的所有人员把政治神经绷得紧紧。
从后来的“第一卷出版、印刷、发行情况”报告可知，这项任务对有关人员的压力是太大了。报告说：“起初大家非常紧张，有的简直不敢下手，一动就怕出错，因此工作进行得非常慢。例如装版，有的装了一两天，到后来有了些经验，速度才逐渐提高。”
或许与此相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原计划要在1951年7月1日发行，事实上的发行日期是lO月12日。
那天，出版总署开了隆重的庆祝会。胡愈之署长在会上说：“相信以后10月12日这一天，将永远成为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一个纪念日子。”“希望从今天起，出版界开辟一个新时代。”
他没有忘了说明：“整个出版工作很顺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错字。”
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
青年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楷模”。早先有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取代了康梁。斯诺听毛泽东说过这话，记录于《西行漫记》。毛泽东表示，当时自己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到1920年，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逐步走上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路子，心中楷模再度换人。
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是胡适不赞成的。他历来提倡自由主义、渐进改良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为此而批评国民党的专制，也说过共产党不高兴听的话。但他对共产党也宽容，罗尔纲和史沫特莱不约而同地回忆过，30年代，胡适建议划出一个省给共产党做实验，搞好了可以扩大范围。
或与此有关，毛泽东对胡适留有客气一面。1945年，曾托请访问延安的傅斯年向胡适问好。1949年建国前夕曾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胡适还是走了，留下那句著名的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担心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所以走了。
如此决绝，导致积怨。
1954年，《文史哲》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俞平伯。
毛泽东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当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作附件，在同一个信封上一气写下刘少奇、陆定一、郭沫若、胡乔木、周扬等28个人的姓名，明显有发动群攻之意。
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组织计划”，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接着，大批文章轰轰烈烈，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领域猛批胡适，于是有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结集出版的八本册“论文汇编”，名《胡适思想批判》，近两百万字。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部任管理员，唐德刚在纽约一个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他们有条件看到大陆的批胡文章，并饶有兴趣。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这些文章，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还在有些文章上写了有趣的眉批。
《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书中说，当时他也想凑个热闹，写篇批胡文章，去同于光远商量。于先生说：“你再写一篇，无非是给这八个集子再增加一篇。我们还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吧!”
说起研究，毛泽东倒是有为胡适恢复名誉的远見，表示到时候再研究。据说，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时，曾表示对胡适“不能全抹煞”，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又说：现在不必恢复他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如今，二十一世纪已进入第二个十年，胡适名誉恢复问题，似乎不用研究了。
1961年：《红岩》
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出生的人，戴着红领巾、开始阅读小说的时候，《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他们曾经接受的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中，“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
《红岩》讲的故事应是类似说法的最佳注脚。
据说，该书本来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的献礼而谋划，应在1959年出版。因为编辑、修改、发表、出版过程不顺利，拖延到了1961年底出版。
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二人，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有不寻常的革命经历。著名的“狱中绣红旗”的故事，主角便是罗广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撕下自己的红花被面，找来黄色的草纸刻成五颗五角星，用剩饭粒把星星粘到了红被面上。牢狱里的五星红旗就这样诞生。
1957年，罗广斌、杨益言曾根据亲身经历写出回忆录《烈火中永生》，许多国人灵魂受到震撼。随后，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创作长篇小说《红岩》。
定稿过程中，《红岩》的清样曾送《人民文学》、《延河》等于0物，希望先期发表一些文字，看看读者反应，不知为什么，都是泥牛入海。全书定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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